2013年5月，倍慈基金会在中国的首个项目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正式启动，迈出了其在中国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帮扶的第一步。
倍慈基金会原名BasicNeeds，由Chris Underhill于2000年创始于英国，是全球第一个致力于改变最贫困地区精神疾病和癫痫病患者生活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BasicNeeds取加倍关怀之意，命名倍慈。通过13年的项目经验，倍慈创建了一套新型模式，由能力建设、社区建构、生计培训、项目评估与合作发展五个环节构成了其可持续、可复制的项目生态。至今，倍慈的服务范围已遍及亚、非、欧、美的12个国家和地区，惠及60万人口。
能力建设:培训290名村医
基于倍慈13年的项目经验，倍慈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而言，精神疾病及癫痫病患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乏正确的诊断与治疗。有鉴于此，倍慈中国项目的首项工作，便是培训顺平县290名乡村医生。
在所有卫生专业人员中，乡村医生是病人最先接触到的诊治对象。村医给病人提供正确的建议，或为病人转诊到高一级医疗机构进行系统的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
在顺平，倍慈采用的三级培训模式正式启动于2012年8月。来自中国抗癫痫协会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精神科专家针对顺平县47名乡级医师进行了首轮师资培训。在对首轮培训成效进行验收评估后，再由47名乡级医师针对290名村医疗人员进行专业能力的培训。为期六天的培训，主要侧重于让村医学会辨认常见精神疾病及癫痫病的症状，以及如何正确与病人及家属进行沟通。一个村至少一名村医接受专业培训后，各村医生即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患者筛查。
社区构建：咨询会的倾诉与聆听
在筛查出服务对象后，倍慈在各乡镇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社区咨询会，建构以社区为单位所有利益相关者——病人、家属、政府、医院、社区居委会等开放的对话平台。
2月20日，记者随倍慈驻中国的两位项目官员ErlaMagnusdottir和邢莹莹前往大悲乡开展咨询会。
抵达大悲乡卫生院是当天上午九点，28位经村医筛查出的精神病和癫痫病患者及其家属已聚集在了卫生院的活动室内。此外，河北省第六医院、顺平县卫生局、顺平县残疾人联合会、大悲乡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也相继抵达了这个太行山中的乡卫生院。
咨询会的议程上仅有简单的四个议题：“你曾经做过哪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你曾经从别人那里得到过怎样的帮助”，“我的需要”，以及“怎样做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每个议题开始讨论后，都是漫长的沉默，逐渐打开的话匣，和由病人、家属与政府、医院直接主导的表达与倾听。
在贯穿全天的讨论后，一位患者如是回答了最后一个议题：“我想养一头猪，种地，多干一些活；我想多交流，与人沟通；我想按时吃药；我需要倍慈马艾丽女士（Erla）多多开导；我们感谢社会、北京专家的指引，感谢各位医生帮助，希望倍慈可以给我们解决部分医药问题，得到药物治疗，得到社会关爱。”
正如倍慈项目协调员邢莹莹告诉记者，社区咨询会的意义在于让各相关方能够倾听患者，了解他们真实的需求：并不止是缺药、缺钱，他们也需要关爱，需要社会少一分歧视。咨询会创造的是一个能够倾诉与被聆听的平台，病人与家属可以在这里获取情感的支持与资源的共享。而政府、社区及医疗机构也可以了解到精神疾病与癫痫病患者的切实需要。同时，倍慈也借此平台向社区介绍倍慈的项目，并与相关者共同探讨对项目符合实际的期待。
可持续发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咨询会同时也是一个宣传平台，向辖区内的患者及家庭宣传，每月10日，倍慈在顺平县定期举行的专家门诊。在横向上，咨询会给予了患者及家庭一个资源与精神的支持。而在纵向上，专家门诊则从疾病本身出发，给患者提供正视病情与正确治疗的机会。每月10日，来自北京、保定的精神科专家将在顺平县卫生局为来自顺平县各地的患者进行免费诊断。专家们给病人提供免费的资讯服务，平均每位病人与专家的交流时间均可达到30分钟左右。
许多患者在此前，最大的困境是经常受到病情的误导，由于害怕正确的面对病情，缺乏对病愈的信心，患者或家属常听信于电视或广播，甚至小广告中的所谓特效药。如此一来，不仅耽误了病情，甚至导致了更为难以挽回的局面。而病人的怯病、讳疾忌医，对他人的高度不信任，家属逐渐的厌烦与周围环境的歧视态度，都对患者病情的加重添加了一重重繁重的枷锁。专家义诊对顺平县的患者及家庭而言，不仅是获得准确且实用信息的有效渠道，也由于倍慈为患者提供免费的基础精神药物，更为各个家庭节省了不小的一笔开支。
倍慈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在项目点开展为期3-5年的帮扶与引导之后，能够建立起当地自主运转的项目生态。如倍慈在尼泊尔所开展的项目，倍慈的员工已悉数退出，而完全由当地的机构来运作，这就是倍慈的可持续发展。
在顺平，倍慈分为三个层面着力于“授人以渔”。
首先，从患者及其家庭的层面。倍慈的核心宗旨除了改善贫困地区精神病及癫痫患者的健康状况外，同样重要的，还包括让受精神疾病和癫痫病困扰的人们能够在他们的社区中成功地生活和工作，来减少贫困。
在社区互动逐渐开展，患者也逐渐进入系统的治疗之后，倍慈即择机开始组织生计互助小组。2月11日，蒲阳及蒲上乡已有30人申请参与了互助小组会议。会上，倍慈鼓励病人及家属讨论并决议了生计项目可开展的方向。联合卫生局、残联，倍慈亦为合理的项目计划提供小额的启动资金、技能培训及其所需的部分资源。
目前，蒲阳乡的第一个生计互助组已落成，该小组由8个癫痫病患者、10个患者家属共同组成。小组申请购买30只羊，租赁羊圈，并计划通过羊毛与羊肉的生产提高小组内8个家庭的收入。此外，倍慈计划在三月份启动十个生计互助小组项目。
患者的病情恢复，及其能为家庭带来的收入改善是倍慈项目授人以渔核心的基础环节。
培养当地的项目领导，建构本土运作的项目生态，则是倍慈需要着力的第二个层面。
倍慈中国项目的负责人Erla告诉记者，找到了配合默契的合作伙伴，是倍慈中国最大的幸运。
王静薇，顺平县卫生局副局长，一位40出头的女性。在大悲乡的社区咨询会上，她一次次握着患者和家属的手，回应他们的无奈、无助甚至厌烦，希望患者与家庭共同树立信心。她对已有的项目成效如数家珍，用现有的成功案例向在场的人阐释着项目的意义与愿景。她用顺平的方言说道：“咱们这是病，可以治好。大家要相信医生，接受正规的治疗。我们是特殊的群体，现在有人来关注咱们，帮咱们，大家要有信心！”
NGO要推动社会政策的制定
Erla告诉记者，倍慈的合作伙伴保定六院、县卫生局、残联、各乡卫生院……各个层面的合作者即便最开始并不能完全理解项目的意义，但仍然非常愿意支持与配合倍慈的工作。在项目一点点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合作伙伴的参与与融入更推动了整个社区观念的改变。在精神卫生医疗条件如此匮乏的华北贫困地域，倍慈模式让各利益相关方看见了精神疾病与癫痫病患者及家庭真实的生存状态、困境与需求，也看到了多方的共同配合为服务对象真正改善生活的可能性。
王静薇是Erla认为理想的项目点领导者，她对项目的理解与付出，对患者全然的尊重，以及对所需资源整合恰如其分的角色定位，是倍慈第一个中国项目最幸运的所得。除了寻找并培养项目的领导者，倍慈也在项目的每一个环节着力于观念的输出与理解，能力的培养和建设。
在专业能力的培训方面，除了三级医疗人员的培训模式，在专家开展义诊工作时，倍慈也着重为顺平当地的医生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参与倍慈培训的当地医生在门诊期间均被要求参与其中，协助专家的工作。
而在项目组织的各个环节，倍慈亦注重于各相关合作伙伴的全面参与。让各利益相关者从充分理解到逐渐掌握，最终达到独立驾驭。让当地工作人员完成观念的改变，并可以完全接替项目的组织，也让每一个个人成为改善歧视，提供信息、资源甚至投身服务的行动者。
“授人以渔”的第三个层面，也是NGO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推动社会政策的制定。
倍慈不仅在行为上帮助患者进行改变，同时在系统制度上倍慈也力图不断整合现有资源，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如倍慈创始人Chiris Underhill所说：“在许多国家里，精神疾病其实不仅是患者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些国家法律体制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没有专门保护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对此，我们的做法是：把我们脚踏实地做的内容和当地政府的政策结合在一起，进而促进法律的更新和完善。”现在，倍慈正在几个国家协助更新5个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的新法案。
精神疾病的相关服务在中国一直有非常大的需求，一项于2001年到2005年间进行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病率达到17.5%，他们中有158万人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而201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正式生效，是精神卫生法律保障上非常重大的一项进展，倍慈中国希望能够帮助提高精神卫生服务质量，与当地政府合作，共同把法律的规定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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