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波嫖娼事件意外地成为了重思收容教育制度的一条导火索。虽然黄海波本人表示“不复议、不诉讼”和“一心改过”，但因此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废也备受各界关注。
目前该制度的实行空间已缩窄，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江西、安徽等省已停止施行多年。根据一些省份的回复，收容教育的存废或修订问题正在得到相关部门的调研论证。收容教育会不会像收容遣送等制度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备受期待。
收容教育制度最初规定在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3年国务院又颁布《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规定对此类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虽然在当时，这样的人身限制措施由非法律性的“决定”以及行政部门的“办法”设定是一种常态，但在《立法法》于2000年施行后，这些决定和办法本身在法律体系内部的合法性问题就应被提上日程。《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收容教育期限为6个月至两年，已经属于较长时间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而且它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运行，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自由裁量，这容易导致滥权与恣意妄为，因此纳入法律轨道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一些反对收容教育制度的人主张对性交易实行合法化，但这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性交易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仍然是非法的。对性交易的规制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在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的罚款等措施已经足以惩治，弥补其社会危害性。
性交易最大的问题是它通常伴随着对女性的强制、集团犯罪和黑社会犯罪、强奸等现象，并增大性病广泛传染的几率。因此，即使是在那些认定性交易非法的西方国家，行政机构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打击违法，而是应对其所带来的各种公共政策上的难题，主要的惩罚对象是那些组织强迫女性卖淫的人。一些国家还实行“卖春不违法但买春违法”的制度，从而惩罚社会实力上的强者，保护弱者，实现法律社会功能的平衡。这无异于在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遭受社会性歧视等外，又增加了国家公权力的强制。
这无异于在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遭受社会性歧视等外，又增加了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因此，对收容教育存废或修订不应仅限于制度本身，还应在行政执法理念上树立依法行权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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