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何以成为“黑马”？

最近10年来，经济增速登顶中国第一的省份，除了内蒙、天津，最新的一个是贵州——2013年，贵州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一。从今年上半年已有的数据来看，在众多省份“保增长”压力山大的情况下，贵州宏观经济数据依旧“风景独好”。

在上述3个省份中，内蒙是得益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重工业化进程加速背景下的大规模煤炭开采；天津则由于“胡温时代”重点打造这一“中国第三增长极”，中央企业投资蜂拥而至；唯有贵州，突然崛起于中国经济主流视野之外，成为一匹“黑马”。

那么，贵州这匹“黑马”是如何炼成的？

从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情况来看，贵州经济高歌猛进，除了其本身经济体量小、发展不足，有“后发优势”外，关键一点，仍然是政府战略强势启动投资——无论是工业强省战略，还是旅游开发。

这从贵州近3年畸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即可见一斑。2011、2012、2013年，贵州固定资产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分别是：89.47%、114.8%、88.7%！尤为明显的是，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竟然超过GDP！

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招商引资、拉动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典型缩影。只不过身居西南内陆的贵州，相对较晚践行这一模式而已。异地官员“空降”贵州且铁腕推进，则扮演了引爆者的角色。

但随着贵州工业园区建设在全省的全面推进，争议也纷纭而来：作为生态脆弱、平原紧缺的内陆地区，贵州是否有必要在全省每个县市都“一刀切”的推进工业园？贵州一方面推进“工业强省”，另一方面又希望振兴旅游业，是否难免左右互搏？在这种环境脆弱的内陆地区推进工业化，边界在哪里？

并且，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也容易让人警惕的联想到贵州“三线”建设的教训：政府计划布局大批高技术项目，却未能嵌入当地产业结构，一到市场经济时期，就迅速陷入孤立、配套不足，竞争力下降。

当然，对贵州的这种诘问之后，也需要反思：如果贵州不进行工业化，或者贵州基于生态责任而只能进行适度工业化，那么生态补偿机制等相应的协调发展机制何时建立？

无论如何，“贵州经验”至少仍证明了一点：在当下的中国，有效的发展战略配以强势执政风格，仍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随着市场化程度日益深化，后发地区所能利用这一战略的机会，或越来越少。

（文/刘玉海）（编辑 刘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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