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通缉犯》：活在后9·11时代

传奇小说家约翰·勒卡雷在文坛享有“谍战文学掌门人”的称号。上世纪60年代，他写下生平第一本小说《召唤死者》，彼时他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乔治·斯迈利一样，都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雇员，这个机构曾在一系列007影视作品中大放异彩，为人们建构了一个神秘炫目的世界。在政治纠葛中，詹姆士·邦德们轮番登场，装载着高精尖武器的豪华战车一代胜过一代，枪战酣畅，飙车过瘾，拯救世界于无形的戏码不间断地上演，英雄与美人并肩离去的场景，风光与风流齐飞，也不知挑动了多少人迷离的想象。

相比之下，约翰·勒卡雷的谍战场景并不那么光鲜，他的笔下鲜见前沿技术的比拼，也没有英武身躯的冲撞。他更擅长在真真假假的氛围中，探寻善与恶之间的真空地带，在悬疑中向人性深处进发。他笔下的情报人员也不是身怀绝技的高大全英雄，更遑论拥有詹姆斯·邦德式的性感时髦。无论是《召唤死者》中矮胖失意的斯迈利，《脆弱真相》压抑分裂的保罗·安德森，还是《最高通缉犯》中身体虚弱，依赖烟酒的德国人君特·巴赫曼，莫不如此。《召唤死亡》起首的一句话完美地概括了他的创作风格：“在迷雾中漫游是如此奇妙，重任皆是独客。没有一棵树知晓近旁的林木。万物同为孤身。”无以复加的冷峻加抽丝剥茧的悬疑，约翰·勒卡雷的世界充满诡谲的色调，不确定性漂浮在空气中，让人在接触到真相的一瞬间又产生自我怀疑的情绪。

约翰·勒卡雷笔下扣人心弦的谍战博弈很早就获得了影视界的青睐，其最著名的作品《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更是两次被翻拍成电影。《最高通缉犯》根据其2008年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摇滚摄影师出身的安东·寇班深谙作者孤独灰暗的气质，用冷色调将这个发生在德国汉堡的间谍故事娓娓道来。已故的美国演技派明星菲利普·塞默·霍夫曼贡献了他最后的银幕表演，彼时备受药物摧残的霍夫曼极其虚弱的体态，恰好暗合了电影主人公君特·巴赫曼潦倒的生活状态。银幕上下，里应外合，令人唏嘘不已。

《最高通缉犯》的故事发生在9·11事件之后的德国汉堡，这座“伟大的港口城市”在惊天的恐怖袭击之后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国际社会诟病德国宽松的移民政策纵容了恐怖势力的滋生，作为三名劫机犯“精神家园”的阿尔库茨清真寺被说成是极端主义的窝巢，几乎在一夜之间背负了所有的骂名。国际舆论矛头所指，让汉堡这座城市如履薄冰，对待出现的可疑人物也就更加战战兢兢，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最高通缉犯》中那个被多方追踪的车臣人伊萨克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湿漉漉地出现在易北河岸，又神秘兮兮地徘徊在地铁站，最后得到了当地穆斯林社区一位好心寡妇的收留。车臣人的到来引起了多方的注意，其中以君特·巴赫曼为首情报组织认为他只是一个怀有个人目的的偷渡客，国际反恐机构害怕他身怀恐怖袭击任务，美国方面的观察员则不动声色地置身于双方的争辩之外，以冷眼旁观者的身份企图渔翁得利。通过这场你争我夺的多方博弈，《最高通缉犯》精准地呈现了后9·11时代的政治光谱和人心走向，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矛盾带来的种族隔膜愈发严重。

伊萨克最终被证实为一名普通的偷渡者，他的俄罗斯父亲在强奸了他的车臣母亲后无端消失，却给他留下了德国银行中的大量存款。在监狱中不堪忍受虐待，他断然出逃至欧洲，试图在安拉的指引下开始新的生活。电影通过伊萨克的身世表达着对于车臣问题的不安和对伊斯兰教的同情，人权律师的介入和帮助也不啻可以被当成是西方的赎罪姿态，似乎在向观众展示冲突双方如何在互利的基础上重新架构信任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人到中年的德国间谍君特·巴赫曼正直地开展着自己的情报工作，按照原作者的话来说，“他不是靠偷偷摸摸的小团队、严刑逼供和非法暗杀，而是靠间谍的巧妙渗透，靠着对事业的信仰，借敌人的力量打倒敌人，继而从内部瓦解那些圣战分子”，他希望将无辜的伊萨克作为诱饵，捕获真正隐匿在角落中的恐怖分子。这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任务，漫长到足够让旁人丧失耐心，艰难到足够摧毁当事人的耐心。电影为了表现这一啮噬人心的过程，刻意选择放慢节奏，不惜从一开始就进行复杂的多线叙事，人物一一登场，缓缓进展。导演一片苦心，试图尽可能向约翰·勒卡雷的叙事风格靠拢，却忽略了小高潮的制造和包袱的铺陈。电影虽然不断地向真相和高潮行进，但节奏又略显催眠，场景剪辑得也不够干脆。好在，剧情在最后十分钟爆发，君特·巴赫曼的任务也在一片戏剧性中遗憾地落幕，美国人顺理成章地抢去了他的功劳，故事也在意想不到中戛然而止。

总的来说，《最高通缉犯》仍旧是一部诚意之作，包含着主创对于当下世界格局的“同情之理解”，在电影中，没有大男子主义，刑讯逼供和任何会让人产生生理不适的镜头，因为“最好的间谍、告密者、提供情报者……他们需要的是耐心、理解和亲密的关怀”，而这些可能也是治愈后9·11时代弥漫全球的焦虑症的最好解药。（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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