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青年王庆松

王庆松到最后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他是如何从中部一个边缘小镇的青年，成为一位国际摄影界大腕的。

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推出的摄影群展《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展出52位/组艺术家的摄影、装置及影像作品。我问美术馆里的朋友：“中国当代摄影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谁？”

“王庆松。”对方脱口而出。

王庆松在展览中展出了三张代表性作品，分别叫《跟我学》、《跟他学》、《跟你学》。三张照片的创作时间跨度超过十年，不同于传统的纪实摄影，王庆松把自己扮演其中，变成“书呆子”、“戴着吊瓶上课的学生”、“严板的教授”，讽刺当下的教育问题对人的异化。

“摄影的本质就是现实主义。”在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王庆松顶着他蜿蜒而稀疏的头发，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

这是活脱脱一副中国小镇里成长的郁郁寡欢的青年形象，皮肤黝黑，搭着个随意的T恤，揣着烟，眼神里散射出无聊而无畏的景象。这几乎让人很难把他和中国当代摄影“最昂贵的摄影师”相联系起来，早从2006年起，他的一张作品就在拍卖行拍到了30万美元。

边缘状态中的挣扎

出生在湖北荆州的王庆松所经历的一生，相比他的作品，更像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喜剧。

按王庆松的话来说，他的青春期，在刚刚开始准备叛逆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这导致了日后青春期的阴影，在他的创作岁月中，一直耿耿于怀。灰色而忧郁的心理轨迹一直残存在他的作品中。

14岁上初中那会，王庆松刚准备着青春期的叛逆，跟母亲吵架，父亲正好要出差，母亲对他说：“看你爸回来收拾你。”结果，等回来的不是父亲的皮鞭，却是父亲在出差途中翻车的噩耗。

“我父亲是江汉石油学院1978年刚改建后第一个因公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愿与人聊天，巨大的压抑感，即使看到身边各种使坏的人，我都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和他们聊天。”王庆松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后慢慢地说。

高中毕业后，王庆松因家庭生活压力，顶了父亲的职，去到父亲的油田钻井队上班。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83年。之后，他以一边在油田上班一边考学的方式，考了8年，终于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失败而自卑的情绪仍然紧紧缠绕着他。

1993年，毕业没多久的小镇青年，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去北漂。“1992年的时候，我去北京看了一个展览，发现很多人在展厅做笔记。我就特别激动，想起1980年代考学的理想。我觉得北京可能会实现我的个人理想。”他猛吸了一口烟，回忆说。

然而，理想主义并不能给小镇青年带来生活上的改观，他在北京面临艰苦的环境。他开始创作大量艳俗的绘画，这是他的发泄途径之一，就好像这时刻才能产生快感。1992年之后，当时的社会思潮，是开始市场经济，人的思想一下都在发生很大变化，艺术家们开始把作品卖钱，就连给王庆松提供住处的房东，也屡次希望通过警察查岗的方式，赶走这位付不起房租的艺术家。1995年那年，潦倒的艺术家搬了5次家。

日子几乎暗无天日之际，来了一位对他颇为赏识的老板，声称一年资助8万元要帮助这位小镇青年艺术家，这把王庆松给吓坏了。“只要8000元就行。”他低声回应。王庆松盘算了一下，当时自己无任何生活来源，一个月只要花费一两百元就可以养活自己。“素面1元，加肉2元，很便宜。自己下面更节省。冬天更简单了，烤馒头加榨菜，一元钱烧条鱼。”他说。

这位当时异常阔绰的大佬花了4万元帮王庆松在北京宋庄租下一个工作室，甚至要把自己的吉普210的车丢给王庆松。“车没要，养车也挺贵的。”王庆松说。王庆松从自己1996年画的作品中挑出一些作为患难之中的答谢，就在王庆松认为苦日子将熬出头之际，这位伯乐却因为三角债的问题，在3个月后宣布破产，王庆松赠送的画也全被抵押给银行。自此，王庆松在后来的十几年再也没见过这位恩人。

王庆松准备最后一搏。2000年的时候，王庆松准备做一个摆拍的摄影作品，类似中国古代名画《韩熙载宴图》。“文革摄影一直对我影响着，1980年代我看到有本摄影杂志讲到关于雷锋的拍摄过程，跟我们想象的新闻不太一样，是摆拍的。反思文革的时候，讲了很多假大空的新闻，我感觉在当代社会中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摄影的。”他说。

王庆松把自己所有的油画将近20张统统打包卖了1万元，加上母亲去世国家所补发的10个月工资，凑了2万元，请了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和一堆群众演员，摆拍出《老栗载宴图》。自此开始，王庆松凭借自己独特的摄影题材，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主流世界里的生生息息

2002年开始，小镇青年王庆松终于可以通过售卖作品来养活自己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开始频繁参与到国际上的一些摄影节，他的作品在西方获得巨大的轰动。

“2006年我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获了一个大奖，去那里感觉很多人都认识我。然后我去西方大学里做讲座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认识。甚至西方很多写社会学的著作，把我的作品当插图。现在西方摄影节邀请我，也有把我作品当摄影节海报、封面，让我当特约嘉宾，那些摄影节总策划和主席，天天陪着你去转，吃啊喝啊，把你当成功的老人似的。”王庆松说道。

如今，收藏王庆松作品的国外美术馆，大约有近50家，包括纽约MOMA在内很多重要美术馆都收藏了他的作品。在去年王庆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5个版，被国外艺术机构一扫而光。

“2006年，我的作品第一次在纽约苏富比上拍，30多万美金成交。当时拍完凌晨1点多，好多人跟我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那张《跟我学》，我当时做了20张小版，10张大版。”王庆松忍不住笑道。但他的笑声有点怪怪的，我问他怎么回事。“那些照片是当时拍卖半年前就让画廊全卖掉了，当时就1000至2000美金卖的。”

市场好了之后，王庆松有意要去控制自己的市场版数，从最初每件作品10张大的、20张小的两个尺寸版本，削减到如今8张同尺寸的版数，他希望未来能缩减到3个版数。而他每年的创作量，目前只有1~2张作品。

“我一直希望我的作品，只是一把很小的绣花针，轻微的刺痛，不希望像板斧。绣花针，是长期的，慢慢扎个上万针，我这个人也无可救药了。”他说，“我希望摄影，应该稍微柔一点，话别说狠，形式也别太明显了，太明显就成符号，成为流行，但这种认可造成一种虚假认可。”

现在，声名远播的王庆松想用自有的资金，投资拍一部电影——他总认为自己的摄影言之未尽，电影讲述一对兄弟，从荆州这个小城市出来，来到大城市后的命运起伏。他想用更多对话的形式，谈到社会的一些问题。

“电影叫什么名字？”我不禁好奇。

“《烂兄滥弟》。有一点悲凉的意味。灿烂也是一种虚假的，徒有其表的。”他把烟头摁灭，冷静地说。（编辑 董明洁 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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