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教育系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高等...
【导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教育系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都会产生影响。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了，招生录取模式变化了，必然要推动大学相应进行综合改革。大学综合改革的重点是综合，要进行全局性的改；其难点是办学自主权，关键是落实。
企业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本质上说是技工荒和高技能人才荒。高技术人才哪里来？只能依靠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决定需要什么人才，让市场决定发展哪些职业教育。
201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
袁贵仁部长强调，从2015年开始，实施教育规划纲要进入第二个五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入全面攻坚阶段。2015年要推动教育综合改革取得更大突破。要深入推进省级政府和高等学校教育综合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确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要求落实到位。
“综合改革的关键是综合，要改的都是一些涉及体制机制，需要通过顶层设计，需要其他部门的共同配合，以全面系统地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向本报记者指出。
如何完善考试招生改革，如何调整教育结构、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如何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如何促进高校综合改革，这些都关系到千万个家庭、数千万学生的切身利益。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1月25日、26日，上海5.4万余名考生走进考场，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三科目）暨2015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招生统一考试。其中，有2万余名考生参加春季高考。这也是上海春季高考首次面向应届高三毕业生开放。
业内人士认为，本次考试将高中学业水平考和春季高考“两考合一”，这一制度设计，有效减轻了学生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春考改革不仅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机会，更为基础教育带来诸多政策红利。
“春考的改革对于上海来说，可能意义更大，它将彻底改变现在秋考独大的格局。随着它普及的越来越广，我相信它会被更多的人所重视。” 上海曹杨二中校长王洋向本报记者指出。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认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整个教育系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都会产生影响。
王洋校长的观点是，学业水平考与春季高考有机结合，给学生和学校传递了十分积极的信号。春考改革让学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除了让学生增加了一次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机会外，也为学生提供了认识自我能力的机会，同时为部分被录取的学生在高三第二学期发展自己的志趣特长提供了契机。
“不仅仅要改革考试制度，更要改革‘死板’的课程，这样配合起来，才能培养出更好的人才。”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认为，课程的改革重要非常。
据官方信息显示，2015年，浙江省普通高中将全面实行必修课分层走班教学，选修课围绕主干课程及课程群进行开发设计，落实学生选课权，防止和制止课程赶进度、随意增加课时、挤压选修课、违背意愿强制确定选考科目等现象。上海各中学也将实施走读制，这对于未来学校班级设置、师资队伍建设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认为未来应该出现一些各具特色的学校，比如这个学校物理强，这个学校化学强，除了走班制，能不能出现走校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袁振国对本报记者说。
王洋则认为，走班制不仅仅是学生的自主选择，老师的引导同样重要，对于高考科目的最终确定应该是多方协调的结果，以尊重学生自己个性化发展为基础，经过前两年的学习最终摸索出的决定。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走班制这样的课程设置问题，各中学应对起来还是相对轻松的，而面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就显得“不知从何下手”。
“虽然我们中学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已经做了十多年，但是我们更多的考察的是学生个性，而现在市级层面推出的政策来看，更多要考虑的是评价的公平公正，所以不同学校不同评价体系的对接还是很困难的。我们也期待未来出台一套更科学更系统的评价体系。”王洋对本报记者指出。
“因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一种很主观的评价，你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分数来测评，所以需要更科学的技术、系统、方法来配套，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我们欠缺的，所以怎么能够真正评价出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是一道难题。”袁振国指出。
大学改革：进入深水区
谈及高考改革，必然离不开大学的招生改革，也自然会涉及到大学综合改革。
根据上海新高考方案，将来高校招生可以对3门等级考试作出“入门性”要求，学生满足其中任何1门，即符合报考要求。业内专家指出，这对高校招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多数已经适应“电脑拉分、划线”招人的高校，如今必须学会“自己招人”。可喜之处就是可以招到自己想要的人，可叹之处也在于这样的招生方式对于大学自身来说也是挑战。此前有教育界人士向媒体指出，可能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做好准备，可能会有一些“吃不准”的学校主动放弃对“专业课等级”和“综合素质评价”方面的要求，“啥要求都不提，直接按老办法，仅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依据招生。”这样做的好处是，学校不至于因为标准定得过高而招不到学生，且能做到“完全公平”。但损失是，学校可能很难招到适合自己学校、适合自己学科发展的学生。
“这就倒逼着那些还没给自己明确定位、不清楚要培养什么人才的学校去思考，你想招什么人、你能招到什么人、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袁振国对本报记者指出。
袁振国认为，未来需要把权力更加下放，下放到学院，让学院也有自主招生的权力。未来的大学，可以更加出现分化，突出其优势专业，从而改变如今的很多大学里的专业设置形同“鸡肋”。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了，招生录取模式变化了，必然要推动大学相应进行综合改革。大学综合改革的重点是综合，要进行全局性的改；其难点是办学自主权，关键是落实。”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对本报记者说。
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市“两校一市”综合改革试验，在2015也将全面展开。“大多数可以改的、容易改的项目各高校基本都在做了。综合改革的关键是综合，要改的都是一些涉及体制机制，需要通过顶层设计，以全面系统地改革来解决的问题。”袁振国在解读这一轮高校综合改革时如是概括。
此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将本科教育的性质界定为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相融合，这是对本科教育定位认识的重大突破，引领了新时期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方向。同时，北大、清华所倡导的小班研讨与研究性学习，既是借鉴美国大学的小班课、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导师制和德国大学的研讨课，也是对中国古代书院传统的继承和复兴。
“我们的着力点在于用好已有的办学自主权为主，针对办学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希望能在政策上进行整体修订。”上海交通大学有关负责人说，交大的综改方案在人事制度改革、资源配置的自主权方面提出了一些诉求。
“应该给予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学在录取学生方面更大的自由度，允许它们探索一条新的道路。”秦春华说。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此前也表示，当前，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改的多是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杜玉波称，教育部也正会同相关部委，研究制定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其中将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作出全面部署。
职业教育：强化市场导向
2014年，中国职教改革发展“加速”。4月，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号角吹响，6月22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公布，6月23日至24日，第三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让沪江网联合创始人于杰兴奋起来。在他看来，国家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一家在线教育企业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为什么国家会如此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因为人们认识到大学毕业生可能找不到工作，而参加职业教育的毕业生都很抢手，它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我们的产业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于杰向本报记者指出。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将在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等协同发展中发挥多功能作用，是为构建平等而自由的教育制度打开通道，为广大青年创造更多选择学习的机会。
李克强总理在接见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曾说：“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然而近年来，各地在推动高校改革、大学生就业和招引高层次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人才市场仍然存在着困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一些突出问题。这其中就反映出整个教育体系的构成的不合理，以及职业教育发展滞后的弊病。
“一是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同时并存。大学毕业生虽说有文凭，但企业需要的是来之能干的技能型人才。二是高入学率和技工荒同时并存。企业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本质上说是技工荒和高技能人才荒。”袁振国向本报记者指出。
高技术人才哪里来？袁振国认为这也只能依靠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决定需要什么人才，让市场决定发展哪些职业教育。
“首先是要加快职教政策研究，强化市场导向研究，优化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着力解决教师企业生产经历、技能水平考核、专业转型培训、相关激励政策等顶层设计问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向本报记者指出。
胡瑞文同时指出，鼓励大家读职业教育没有错，但是不应该着力强调去专升本、去升职称，同时一线岗位的职业教育缺失或比例过少都将在未来造成结构性的问题。
业内专家指出，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要激发企业参与热情，创新校企合作模式。要构建学校与企业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打造企业、学校、学生共同参与的“企业校区”；同时，通过契约合同方式明确企业与学校的责任和权利，解除企业顾虑，为学生提供有效权利保障；还要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薪资待遇，为校企合作创建灵活的用人机制，促进职业教育的产学合作发展。（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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