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表示，“一带一路”的国家规划已经完成，公开版的规划也即将公布，围绕着一带一路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建设，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2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015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表示，“一带一路”的国家规划已经完成，公开版的规划也即将公布，围绕着一带一路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建设，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李向阳表示，“一带一路”必须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来进行，所以“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合作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关系的问题。
李向阳指出，官方现在对“一带一路”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他试图对它的定位做一个分析，给“一带一路”一个这样的定义:它是一个运输通道和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
以下为李向阳的发言原文（小标题为记者所加）：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早上好，非常感谢能再次参加经济学部的年会，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一带一路”的国家规划已经完成，公开版的规划也即将公布，围绕着“一带一路”未来一个时期的建设，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今天的内容里，我主要谈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讨论问题的起点，也就是“一带一路”的定位，换言之就是什么是“一带一路”。二是几对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定位呢？我个人觉得讨论“一带一路”必须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来进行，所以“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合作问题，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关系的问题。官方现在对“一带一路”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在这里我试图对它的定位做一个分析，这是讨论问题的前提。
“一带一路”的四个定位
首先，它是我国新时期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甚至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但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或者是感情并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出现了“近而不亲”的很尴尬的现象。因此坦率地说，对于美国重返亚太很多周边国家是持欢迎态度。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而我们作为一个战略伙伴这种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新时期周边战略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2013年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周边工作会议已经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是解决周边问题。所以新时期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一带一路”是一个对象。
第二个定位，它是我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新的平台，长期以来我们老听见官方、民间、学界都在说中国的外交为经济服务，但是最近两年总书记反复的在谈经济外交，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转变？我个人理解，反映出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单纯的追求经济，以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已经需要进行调整。在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诉求越来越高，仅仅靠经济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所以需要经济跟外交的一个结合。在这方面以“亲、诚、惠、容”理念为代表反映出新一届政府正在树立起经济外交的新理念。
第三个定位，从国内来看，它是我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南巡讲话以前是第一阶段，南巡讲话到中国入世是第二个阶段，中国入世以后是第三个阶段，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红利基本上已经结束，回顾这30多年开放过程，沿海地区的开放是起带头作用，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开放并没有跟上去，这是造成区域间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新的时期，三中全会提出要新一轮的开放，进而拉动中国的改革，“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开放的重大举措。
第四个定位是新型区域合作机制，为什么是新型的？我们强调“新”，看这张图，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去年的一个封面，“中国要什么”，中国和平崛起以后，全世界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谈我们的安全需要、我们在西太平洋需要把美国人撵出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需要提高，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应该更大。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还得有其他国家接受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我讨论问题为什么谈定位，很多人还找过其他定位，比如“一带一路”界定为是解决中国能源资源通道问题，解决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这些是它的功能，但是让国际社会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尤其是很多领导也在谈输出过剩产能这个提法，包括国外的一些官员也在谈，对这个事提了很多质疑，产能过剩这个东西，最后我们说是优质的产能过剩，不管是优良的还是不优良的，总是感觉把你不需要的东西、高耗能的东西转移出去。这些东西是“一带一路”完成之后合作产生的一种结果，而不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定位或者是目标，所以对“一带一路”结合上边的定位，给它一个这样的定义，它是一个运输通道和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
为什么说“新”，就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要么是以产能，要么是周边的，围绕一个大国周边的来开展建立自贸区，这是一个通道，这个通道起源于丝绸之路。第二个特征是以互联互通为基础，其他地方没有把互联互通作基础，而中国在这个通道上有强大的地缘优势。第三个特征是在其他地方的区域合作，要么是自贸区，要么是关税同盟等等，但是未来的“一带一路”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国际经济学教给我们的五种形式可能都不是，在这里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合作机制，这是未来“一带一路”的特征。最后，作为目标，它应该是实现命运共同体，官方还提出一个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我个人觉得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最终它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区域经济体的门类，至于现在媒体和学界谈的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讨论体制、新经济主义等等，如果从上面的定位来说，这显然都是一种误解。
“一带一路”需处理好8对关系
下面简单的谈谈这几对关系。第一对关系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没有政府来出面，毫无疑问这个事无从谈起，但是政府应该在这里起多大作用？应该在哪些领域起作用？这是一个新问题。首先，外交先行是必要的，因为要把“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尤其是继承丝绸之路这些合作理念传播出去，让大家接受。二是创造一套合作机制，我们从现行的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机制借鉴不到现成的东西，所以合作机制本身需要政府来设立。三是政府要提供合作的基础设施，比如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等。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来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战略，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包括国有企业，最优先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能力来实现国家目标，而“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综合性对外战略，而让企业自愿的放弃个体的利益去服从国家战略是做不到的。但是政府又不能强制规定哪些企业必须要在那投多少资，怎么来投资，这是违反市场经营的，所以如何在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基础上来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目标是一个很难、很重，也是最优先的问题，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一带一路”最终可能就变成了很多人担心的一个很难听的话“国际大学运动”，有人说4万亿的时候，这笔撒钱还是肉烂在锅里，如果把几万亿甚至要动用外汇储备的钱撒到国外去，这个事儿真就不好交待了，所以必须以企业参与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对关系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前面提到的这些目标，毫无疑问都是中央政府的事，但是离开地方政府的参与，“一带一路”推行不下去，尤其是沿边地区的地方政府。现实中我们看到各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积极性之高原因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把“一带一路”理解成一个上项目、上投资的一个机遇，甚至跟中央要政策的一个新的筹码，所以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未来一个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能要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要政策更多的是集中在财税政策，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正在向外交领域拓展，包括地方政府要跟其他国家建自贸区，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很荒唐的，一个省、一个市和一个主权国家建自贸区，签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所以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我们既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得防止地方政府国家战略目标的地方化，进而损害国家的战略目标。
第三对关系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为什么谈这个？因为过去一年里，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全国几十个城市，十几的省都在争起点，他们争起点都有很好的理由，我们在历史上曾经当过丝绸之路的起点，古丝绸之路已经错过两千年，从汉代开始到明清，每个城市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他们曾经做过起点，但是21世纪“一带一路”决不是古丝绸之路的翻版，从前面的定位已经看到，就是我们来决定哪些城市、哪些省份应该作为起点，或者哪些省份应该融入到属于“一带一路”范围之内的时候不能局限于历史，而应该更多的基于现代版“一带一路”的基本要求。
这是一张图，我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最不提倡的是东北地区，可能随着俄罗斯战略东移，这个地方更应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张图在乌克兰危机以后，中俄的企业家已经在远东建了远东地区最大的港口，就是克拉斯基诺这个地方。
第四对关系是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关系。一开头已经提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纯经济的合作，既然不是一个纯经济的合作，在这里追求的目标必然有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我们撇开非经济目标“一带一路”就变成了一个对外援助项目。如果仅仅局限在经济目标上我们就不需要“一带一路”。而历史上，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又是以经济目标为优先，使得我们作为和平崛起进程中出现的战略伙伴，这个目标又受到了损害。从“一带一路”现在定的“五通”，到所谓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里看它的目标是多元的。现在问题就在于从理论上说这两类目标可以结合，甚至多重目标可以结合，但是在实践中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比如说周边“一带一路”某一个国家对中国一个外交成果到底值多少钱，值得中国在这儿投入多少，我们投入之后，多大程度上能兑现，这种承诺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学能够简单地给出或者是靠计算能够给出的答案，这是“一带一路”涉及到的非经济领域。
第五对关系就是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一带一路”和其他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的就是在这里面可能既有机制化，像中国与东盟的国家未来肯定是以FTA为基础，因为中国跟东盟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未来10年是中国-东盟的升级版。但是如果到了南亚，你就发现中国和印度未来不可能建立伙伴关系，可预见的不可能建自贸区，所以那儿就变成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再往前推，到斯里兰卡，中国和斯里兰卡自贸区谈判进行的挺顺利。再往东中，中国和海河组织的自贸区也在谈判的过程中。可是要把这些自贸区连起来，没一个国家能同意，尤其是陆路的，西北地区有些机构提出要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贸区，这事儿从现在来看想都不用想。乌克兰为什么出事？就是乌克兰愿意要加入欧盟而不愿意加入俄罗斯欧亚共同体，所以导致乌克兰危机。如果在中亚地区建一个未来的丝绸之路自贸区，那俄罗斯非跟你急不可，所以未来机制化合作里这种多元化又是一个巨大的，在一个框架下有多重的合作机制，到底不同类型的合作机制怎么协调也是一个难题。
第六对关系就是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和创造新优势的关系。丝绸之路从基础上是一个经济合作，所以必须服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优势互补，有优势互补的比如中国跟东盟已经签了自贸区，跟斯里兰卡或者巴基斯坦也签了自贸区，但是为什么和有些国家没法签？因为有些优势互补达不到，但是为了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又是一个运输通道为纽带的东西，如果你在有些地方没有优势互补，没有优势停下来就变成一个一个断点，那么“一带一路”就可能不是“一带一路”，变成了一个一个单纯的双边合作关系，所以对于那些没有优势互补的那些，比如中巴经济走廊，这可能是优先发展实施的领域。但是巴基斯坦很多地区根本没有发展的能力。但是把铁路、公路建起来以后到底运什么，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一带一路”必须是要把运输通道变成一个经济走廊，这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亚洲的经济走廊的合作机制，大致分成这么四个阶段。未来开发新机制实际上对企业、对政府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第七对关系是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利益分享关系，实际上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总书记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屹立观，欢迎周边国家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搭上中国经济的便车，但是利益到底怎么分享？我们不可能把利益全部输送出去，中国没有利益让企业参与就没有积极性，但是反过来如果不做利益让步，所谓的非经济目标就无法实现。
第八对关系是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开放，基础设施开放，“五通”，然后方方面面都开放了，但是外部传统的安全风险跟非传统的食品或者三无食品都可能进来，所以对中国的安全都会带来没有遇到过的风险。
（编辑 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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