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无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农历新年开始工作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央行就宣布降息。这次降息名义上是对称式的，一年期存款和贷款的基准利率都降低了0.25个百分点。央行在“答记者问”中指出，进一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筹资成本，对于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显然，降低融资成本是央行降息的重要原因。但这个目的未必能完全实现。这次降息实质上仍然是非对称式的，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同时，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由基准利率的1.2倍扩大至1.3倍，如果银行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那它们的筹资成本基本上不会下降。面对理财等存款替代类金融产品的竞争，出于稳定存款的考虑，将有相当数量的银行这样做。这就会使央行通过降息降低融资成本的效果大打折扣。

融资贵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其成因非常复杂，不是央行降息就可以解决的。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近日对融资贵的原因做了一番分析，总结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第二，金融压抑的存在导致资金要“绕道”，使融资链拉长，提升了融资成本；第三，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高，其融资成本高是符合规律的。

针对这些原因，融资贵问题的解决之道应该是金融自由化、建立风险自担机制、给小微企业政策补贴。这个“药方”由多种措施组合而成，核心是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是与金融压抑相对的，可以使各种融资渠道、金融产品都得到发展，资金可能就不需要“绕道”了。金融自由化使社会公众可以在不同的金融产品间进行选择，在风险自担机制下，他们选择高收益产品就要承担高风险，风险自担的原则能使他们选择收益率较低的产品，这样就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筹资成本。小微企业则必然要承受很高的融资成本，但融资渠道多元化可使它们的融资更为便利，融资难的问题能得到缓解；如果政府给予补贴，则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金融自由化真能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吗？从实践来看，这是不能成立的。十多年前，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很低，那时有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融资贵的问题并不突出。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的2006年四季度，中国商业银行人民币1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58%，而在金融自由化程度相当高的美国，银行优惠贷款利率为8.25%。这说明金融自由化没有降低融资成本的功效。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产品、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金融自由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实际的融资成本却大大上升了，名义上的银行贷款利率变化不大，但各种附加费用增长了，而其他渠道的融资成本更是比银行贷款高得多。

将当前融资贵的原因归结为金融压抑、刚性兑付，似是而非。近年融资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带来了高收益，使房地产等领域可以用高成本大量融资，抬高了融资成本，也挤占了其他领域的金融资源。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为这种高收益提供了支持，而刚性兑付则是这种高收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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