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有一股学习新加坡的热潮。李光耀先生逝世后，新加坡正式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自身也在发生改变。郑永...
中国曾有一股学习新加坡的热潮。李光耀先生逝世后，新加坡正式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自身也在发生改变。郑永年先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长期研究新加坡和中国问题，是该领域知名和权威的专家。
郑永年先生梳理了中国学习新加坡的不同阶段，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体虽然已很庞大，但是人均GDP还很低，贫困人口还很多，而新加坡对中国的借鉴其实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
学新加坡学什么
《21世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曾有一股学习新加坡的热潮，新加坡治理的经验也传播到中国，并对中国国家治理产生影响。你怎么看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
郑永年：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新加坡的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先生，给邓小平介绍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各个方面的发展，这给邓小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邓小平1978年回来后，就讲改革的事情。1992年的南巡之后，就正式提出学习新加坡模式。
中国学新加坡模式，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感兴趣，1994年之后，很多中国代表团去新加坡考察，搞了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很明显就是要工业化。2003年以后，中国对城市化、对社会发展、环保感兴趣了，所以贴近生态，还有对产业升级感兴趣了，所以就有广州知识城、天津生态城等。现在正在谈第三个，基本上西部是定下来了。
从经济、社会到城市化都在学习。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大家说得不多的，大家对新加坡特别关注的，就是廉政，清廉政府，包括党建。
《21世纪》：你觉得中国学得怎么样？
郑永年：学新加坡不是描红，不是拷贝，是学它的精神。李光耀先生一代人，今年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从那么穷的地方，变成世界上少数几个富有国家，而且一点资源都没有，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
从决策方面来看，新加坡建国以后，没发生过大的明显的错误。而世界上大部分失败的国家都是小国家，因为小国家消化问题的能力很小，不可以犯错误。
以前汪道涵老先生在世的时候说过，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学新加坡，那城市可以学吧？假设我们两百个城市都建成新加坡这样的，那中国也就不一样。所以，首先态度要端正，就知道怎么去学习新加坡了。
建立强势制度
《21世纪》：外界对新加坡模式有很多争论，包括批评。
郑永年：我觉得李光耀的做法不是像外界所说的个人独裁，李光耀主要是建立制度。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制度必须要有权威。李光耀不仅仅确立了个人权威，还包括制度权威。如果仅仅是个人权威，解释不通新加坡为什么司法独立能做到，为什么清廉政府能做到，那么多制度体系能建立起来。所以强人政治跟制度强势不一样。
《21世纪》：李光耀先生任内有专门对新加坡模式的推广，包括对中国吗？
郑永年：学新加坡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新加坡从来没说要推广。当时中国一年派400多个代表团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哪能接待过来。所以李光耀先生说，搞个苏州工业园，搞个小新加坡嘛，不仅仅是硬件的建设，还有软件。
但是后来苏州工业园有些问题出来了。其实中国真正需要的，从今天看来，还是软件建设。因为，硬件的东西，如基础设施建设比新加坡做得还要好。
《21世纪》：2011年新加坡大选，反对党有突破性进展，在后李光耀时代，未来新加坡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刚才说的，李光耀先生的贡献就是做制度建设。新加坡现在这套制度，就是把东方人的，中国儒家经典的跟西方的好的都结合到一起了。无论反对党上不上，都是这套制度，很完备，没有人说要推翻这个制度，反对党也是要维护这个制度的，只是说谁掌权罢了。所以，这个制度是给整个新加坡建的制度，不是说给政党建的制度。
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会越来越开放，老百姓的参政积极性就会提高，但是必须保证理性的，和平的。新加坡做到这一点了，新加坡绝对不会像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政治一开放就发生暴力。我相信，新加坡现在的执政党还是可以相当长一段时间执政下去的，但万一反对党上来了，我觉得它还是理性稳定的国家。（编辑：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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