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国内，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也就导致人口的流入流出产生不同的效应。比如，现在，当产业向...
核心提示
“在国内，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也就导致人口的流入流出产生不同的效应。比如，现在，当产业向中西部迁移时，安徽、四川回流明显，而黑龙江则几无回流，也导致区域表现各异。”前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
当人们仍在为放开“二胎”、“延迟退休”等问题纠结不已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决定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关键因素。
一般说来，传统上经济增长高的地区，其人口增长会慢下来；而经济增长慢的地区，人口增长会比较快，如欧美日诸国莫不如此，但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成立。
即使中国已进入“新常态”，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等地区等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已逼近某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保持在较高速度。
因为有另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经济的脉搏——流动人口。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数据发现，来自中部地区的年轻人不仅没有“逃离北上广”，而是继续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聚集。“逃离北上广其实是个伪命题，人口向东部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不会变，这一点与日韩等国的人口变化一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一位学者表示。
这种人口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使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得以补充，进而降低其社会抚养比，拉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熨平因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经济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则使其陷入“人口逆差”的困境，其影响甚至波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
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的需求已经开始显露，或许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争夺战”已经开始。
人口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出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18%的人口离开本地或本省在外生活。
东北地区是人口流出最明显的区域之一。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
但东北地区并非人口流出最多的省份，安徽、四川等中部和西南省份跨省流出人口最多。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测算，目前跨省流动人口已占全部流动人口的38.9%。其中，人口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出，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六省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
“人口流出主要是从农业大省流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教授指出，“农业大省的就业机会少，青壮年劳动力只能出去就业”。
综合各省统计部门不完全统计，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中，安徽省2014年净流向省外半年以上人口852.9万人，比上年减少45.8万人，但仍占当年全省常住人口的14.02%。河南省外出人口数量也持续增加，2013年河南省外出人口占本省户籍人口已超过20%，其中流向省外占55.7%。贵州省2013年全省新增净外出省外人口2.5万人，比上年减少4.5万人，外出总规模达760万人。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的流出同比下降约5.6%。段成荣指出，近年来，国内人口流动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并不是很明显，因为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趋势未变。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生龙表示，跨省人口迁移的因素依次是迁出省人均GDP、总人口，迁入省的人均GDP、迁移存量。
虽然最近10多年来已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战略等政策，但目前区域和城乡差距仍十分明显，这为人口迁移提供了根本动力。刘生龙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将会呈不断扩张之势。
逃离北上广是“伪命题”
跨省流入人口中，人口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地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广东的珠三角，长三角的浙江、上海、江苏，北京，海西经济区的福建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
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先手机遇，广东最早成为流动人口流入重镇。2013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1.06亿人，其中外来人口占26%。2000年-2010年跨省流入人口占该省新增常住人口的47.7%，接近一半。
“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之前，虽然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但是珠三角的人口流入增速是最快的。浦东新区迅速开发后，大量吸纳劳动人口，长三角的增速又反超珠三角。”段成荣分析指出。
由于人口流入过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部分地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甚至已经逼近本地人口数。其中，上海市2014年常住人口2425.68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占41%。北京市2013年底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38%。
广东省个别区域甚至出现人口“倒挂”现象，外来常住人口数量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东莞2012年常住人口831.66万人，非户籍人口占77%。深圳2013年常住人口1062.89万人，非户籍人口占70%；但深圳实际常住居住人口数可能远超此数，深圳市人大2013年披露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深圳市流动人口已达1532.8万，为户籍人口的5倍。
除了农民工进城，流动人口中从城市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也越来越多。段成荣表示，“近几年人口流动趋势发生变化，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约32%”。
人口流动导致区域经济分化
由于人口流出，黑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省市出现“人口逆差”，面临人口缩减压力。此外，东北三省还面临人口自然增速锐减的特殊情况。
目前，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全部低于1‰，其中吉林在2012年降至0.36‰，黑龙江在2013年降至0.78‰，而辽宁省2011年至2013年已开始负增长，2014也仅回升到0.26‰。
人口压力带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东北地区经济从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4年黑龙江省、辽宁省GDP增速不及6%，吉林省也仅6.5%。
“在国内，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也就导致人口的流入流出产生不同的效应。比如，现在，当产业向中西部迁移时，安徽、四川回流明显，而黑龙江则几无回流，也导致区域表现各异。”前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
对东部人口流入省份而言，“人口顺差”也是其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北京、上海等地每年由人口净流入导致的GDP增长可能达2个百分点，使得其GDP仍能达到7%左右。
“农民工是东部劳动力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主体”，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过，目前青年人绝对数量下降，而中西部工资上涨很快，年轻人回内地工作动力增大”。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看待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阮荣平做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流动人口中高学历人口较多，人口流出短期来看使得流出省份人力资本下降，但是长期来看会刺激流出省份更加重视本省教育。而且流出人口大多户籍仍在本省，汇回本地的资金将增加流出地的创业等活动。
“我们的测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左右，由于人口流动与生产要素等结合，流动人口因素对全国GDP的贡献率在23%左右。”段成荣表示，人口流动对GDP贡献显著。
即将开始的人口争夺战
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我国从此前的劳动力过剩开始出现局部的“用工荒”现象。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区域间人口流动与地方发展的人口需求冲突将会加剧，其结果是各个城市都面临日趋激烈的抢人大战。
贺军表示，这一趋势已在我们的调研中得到验证，沿海、中部、西部内地已普遍出现招工难，高层次人才与普通劳动力都成为各地争抢的对象。
“务工荒有的地方严重，有的地方不严重。凡是保护劳动者的地区没有务工荒，很多地方不善待劳动者就会很快吃苦头”。段成荣认为，“今后将会出现劳动人口争夺战，目前一些地区的公司派人去接务工人员，已经反映了这种趋势”。
他表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2010占52%多一些，目前估计已经到56%甚至接近60%。“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挣钱后就不同，新生代更追求从农民到市民更彻底的转变，长远立足城市，脱离农村。城市只有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发展机会，才能接纳新生代农民工”。
“目前没有看到流动人口大规模的回流，从中西部流向东南沿海的”，段成荣表示，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2014年底的第二次东北振兴规划、刚刚通过的长江经济带等如果规划能够落地，当地经济能够快速发展，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比如成渝经济区等也会有人口向其流入。（编辑 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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