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年轻的样子

张冰

据说，或早或晚，一个在中文系读书的女生会变成戴锦华老师的粉丝。但事实总在证明，人称“戴爷”的戴锦华是男女通吃老少咸宜的学术偶像。在北大的课堂上，在上海的会场里，这位高个子的女学者所到之处，必然要卷起一阵小小的旋风。从电影到文学，从历史到现实，她那犀利的观点、渊博的学识，吸引着无数年轻学生。不过，当“灿鸿”过境，戴锦华出现在崇明的田野里时，那画面竟然也毫不违和。

从2003年开始，戴锦华就参与到乡村建设运动当中。作为志愿者之一，她每年中都有几次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为乡建活动担任讲课嘉宾。今年7月在上海崇明仙桥村开营的“热风青年成长营”，是她第一次参加由高校发起的乡建夏令营，学员也都来自高校，以本科和低年级硕士生为主。坐在由蔬菜大棚改建的教室里，戴锦华身着深蓝色的青年营文化衫开讲。

话题从全球六十年代到知青文学与电影，既有丰富复杂的历史细节，又有强有力的理论穿透。当中国的知青文学作为伤痕文学的一部分出现时，人们发现，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不同的基调。在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里，在张承志的《绿夜》和《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里，这些曾经做过知青的作家都在宣告着昂扬的青春基调。与之相对的，是以叶辛《蹉跎岁月》为代表的另外一种调子。戴老师总结说，中国的知青文学就由这两种叙述构成，一边是蹉跎岁月，一边是青春无悔。

是什么造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内在悖论呢？戴老师认为，这和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的“三大差别”有关。一方面是豪情万丈的“广阔天地大有所为”，另一方面是知青在社会结构上的被贬低。这就造成了“青春无悔”和“蹉跎岁月”的二重变奏。

然而那些把知青经历讲成落难和流放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长达十年的偶然“下放”的命运，正是农民们的一生的命运。而那些知青之所以会说青春无悔，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他们能够认知或被迫认知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重新体认到什么叫社群，什么叫集体，什么叫人民。

在成长营开赴崇明之前，学员们聚在上师大文苑楼13楼整装待发，有个女孩子激动地说:“我们好像当年下乡的知青啊！”她无意间的话，也许恰恰印证了某种历史的相似。在课上，戴老师说，她和她的同道都希望，中国的新乡建运动成为一种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知青一代为了乌托邦理想而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当他们回首往事，他们会说青春无悔。而她希望，当今天在座的年轻人到了三十五岁四十五岁的时候，也能说青春无悔。“你们能说你们不是被历史所选择，而是你们主动选择了历史——这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闷热的天气让老师和同学们都汗出如浆，课间，戴老师走到大棚外点燃一支烟。在稻田的映衬下，藏蓝色文化衫上的图案分外鲜明，那上面印的是木刻家李桦在上世纪60年代的作品，少男少女坐在海边，巨浪拍击着岩石，海鸥在云上翱翔，画的名字就叫《坐看风起云涌》。

坐在这个发着光的大棚里，跟随戴老师穿越回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我蓦然看到世界年轻的样子。(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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