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会在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挑战和思考》。报告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增长和就业是首要目标,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标——但是,这一框架需要重新定位: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
2月27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会在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挑战和思考》。
报告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增长和就业是首要目标,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标——但是,这一框架需要重新定位: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显性目标。
原因在于,经济新常态业已出现的特征以及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提出了调整要求。
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模式发生变化。曹远征解释说,过去30年中,中国长期都是资本项下、经常项目双顺差,但是去年开始变成一顺一逆,表现为资本项下出现逆差,经常项下顺差,且后者是衰退性顺差。
“这种变化预示着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模式将会发生深刻调整。国际收支平衡从过去的官方储备逆差与私人部门顺差相配合的模式,转向私人证券投资顺差与其他私人部门逆差相配合的模式。”报告认为,这样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首先依赖于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和流动性的不断提高。其次,这种平衡模式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暴露在跨境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易变性之下。由此要求对国际收支实施主动的、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
因此,报告建议,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调整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针对短期中已经显露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提升和强化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是针对中期的问题,特别是在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结构调整、去库存、去产能以及去杠杆等问题,提升应对这些问题相互叠加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应对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可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第三个层次是针对长期将会出现的均衡、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政策框架。
就具体调整而言,报告建议,首先是增长、就业、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新定位。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显性目标。其次是政策工具及其匹配和组合原则的重新考量。财政政策应该减少对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路径的直接介入,更多地针对结构调整期必然出现的短期阵痛,为社会福利提供托底;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的实现应该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第三是政策操作方式和传导机制的重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围绕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向去传导其意图和影响。
其次,在政策层面,报告认为,短期问题往往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因此,在目前不仅要积极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而且要选择一种符合中长期调整方向的解决方案。
对于我国短期中最大的宏观经济波动风险,报告指出,这来自去产能与去杠杆的交互作用,因此政策层面需要在推进去产能的过程中避免过快的去杠杆,而这需要政府部门加杠杆,即提高财政赤字水平。
“在我国财政赤字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具有可行性。关键问题是,如何操作才能不对中长期调整过程形成干扰和阻碍?”报告建议,一个可行的突破口是通过转变国债发行模式和方式,推动债券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在会上更是直接用“软弱无力”来形容当前的宏观调控框架。他提醒,2016年宏观政策制定需要关注三点:第一,更加关注主要国家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因为彼此之间的溢出效应已经非常大了。
第二,如何在金融改革进程当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是中国财政、货币当局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三,如果中国持续面临PPI和CPI的背离现象,这对于宏观框架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操作者、执行者而言都是挑战,到底盯要哪个变量。
(编辑:吴红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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