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我们必须识变、应变，主动追赶下一波技术浪潮

日前，任正非代表华为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备受瞩目，华为长期埋头搞研发并成为行业全球领导者，处于转型期内的部分国内企业则由资本驱动满足于赚取快钱。因此，华为的标杆意义更加重要，任正非讲话中对华为技术发展的迷茫以及创新紧迫感更发人深省。

任正非预判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智能社会，若这个时期同时发生大规模雇佣“智能机器人”，两极分化会更严重：有可能西方制造业重回低成本，产业将转移回西方，中国将空心化。因此，“要争夺这个机会，就要大规模地培养人”。事实上，2012年奥巴马政府就制定了《制造业促进法案》，启动美国“再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任正非的危机感呼应了习近平主席的观点。

人类世界自18世纪60年代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每一个经济发展周期都由技术革命驱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 经历二战后，真正让西方社会走出萧条的原因是20世纪40、50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带来大量投资与消费，刺激经济长期增长。美国在1980年陷入滞胀，让美国摆脱经济停滞的因素也不主要是里根改革，而是后来的信息技术革命。

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周期是由生产力发展周期决定，而后者是由科学技术发展周期决定。现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租金大幅减少，人类社会期待新的突破性的科学技术创新驱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这对属于追赶型经济体的中国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实现弯道赶超的机会。但以中国的基础并不祈求能够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紧紧跟上就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日本经济“消失二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经济转型期没有深度参与美国领导的全球信息革命，丧失了一次技术驱动发展的机会，再加上老龄化拖累，导致增长缓慢。现在，转型的中国也面临老龄化挑战，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更大，尤其是要素驱动的成本优势已经丧失。中国如果不能及时实现创新驱动，可能会重蹈日本覆辙。

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最近几年大幅增加研发投入。一些基础科学的投入可能很快进入收获期。这是中国创新驱动的宝贵基础。尽管科研体制一些僵化现象阻碍了研发与转化效率，但是，当前条件下只有政府和国企才有能力投入巨资研发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中国必须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尽快提高创新效率，同时继续加大对坐冷板凳的基础学科的投入，给他们创造与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和条件。

中国企业的创新比较乏力，民营企业比较注重规模效应，通过价格战占领市场，这样的结果是利润极低而无能力投入研发，陷入恶性循环。而且，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也导致企业研发意愿不足，研发投入会打水漂，无法获得创新带来的高租金支撑继续研发。因此，鼓励市场研发投入的前提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现在，中国需要警惕创新成为一种口号与时尚，并被互联网思维带上歧途。中国一些创新主要聚集在互联网商业模式领域，由风险资本驱动，追求的是商业利益短期套现。一些人通过上市暴富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赴后继创业。这种“创新”本质上是创业泡沫，而非技术驱动，后者需要长期的投入才能有收获。这种泡沫吸引了过多的人才，也让坐冷板凳搞研究的人变得浮躁，对真正的创新具有冲击。

另一个威胁创新的因素更加强大，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源涌入金融与地产行业追逐投机性收益，这又提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企业利润降低并影响了研发投入），陷入不良循环。日本经济转型期也出现这种现象，但日本政府主动刺破地产泡沫后，大量企业才开始转向研发，始终保持了全球竞争力。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驱动效应变小后，资本也流入地产与金融，制造了次贷危机。中国想要引导社会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经济，就必须做出选择。

华为的成功在于他处于一个全球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竞争环境要比国内市场规范，华为也拒绝上市以及国内各种资产投机诱惑，保持单纯的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以及通过管理创新带来的效率，才有今天的成就。可以看出，科研体制与市场环境是决定创新效率的土壤，如果我们的市场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捍卫，经济政策鼓励全社会投机，我们很难真正走上创新之路，并追赶上下一波技术浪潮，我们必须行动并作出选择。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