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农业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耕耘那天，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农业相关育种的基因组学研究方面，...
采访农业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耕耘那天，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农业相关育种的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华大基因在世界范围都有明显的竞争力，这份竞争力帮助华大赢得了农业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招牌。
在当时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多依托国企的大背景下，这显得颇不容易。在这个实验室挂牌的第二年，2012年科技部印发《依托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提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互为补充，各有侧重。
如今，该实验室包括三大研究方向：主要农业生物的基因组学研究及核心基因资源的快速挖掘和保护；建立重要农业生物的基因组信息及表型信息数据库，实现重要数据的海量存储与共享；以谷子、水稻为范例开发全基因组分子育种技术系统，快速培育作物新品种。
张耕耘告诉记者，中国的科研发展到今天，亟需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局面。只有企业这条腿也强壮起来，基础研究的成果才能更顺畅地转移到实际应用中。
2012年，科技部印发的《依托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互为补充，各有侧重。
该管理办法发布前不久，农业基因组学和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深圳挂牌，二者分别依托的华大基因和光启，均为创办时间并不长的民营机构。
农业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耕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的科研发展到今天，亟需要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局面。只有企业这条腿也强壮起来，基础研究的成果才能更顺畅地转移到实际应用中。
企业更关注价值创造
《21世纪》：农业方面的实验室此前大多是依托于高校或农科院等机构建立，但华大基因是一家民营机构，你怎么看科技部选择华大设立农业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这一举措？
张耕耘：我们的实验室是2011年揭牌的，跟我们一起的还有光启，在当时看来这非常不容易，以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大型央企多一些。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农业基因组学这个方向非常重要，二是我们确实做得挺好。在农业相关的育种基因组学研究上，华大在全球都有相当的竞争力。从产业化的角度，我们已经做了15个以上分子育种，有实实在在的成功案例，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还有中草药、动物、水产、微生物等。
《21世纪》：基于农业生物的基因组学研究，有什么具体的应用前景？
张耕耘：基于基因测序的技术，可以将一些优良性状通过育种整合到现有的产品中。打个通俗的比方，将产量低的香米特性整合到产量高的产品中，新品种同时可能拥有抗病、抗虫性高的特点，实现精准营养，并且成本能降下来。未来很多新物种的应用潜力都会被挖掘出来，让旧品种焕发出新活力，这是可以期待的。
《21世纪》：依托企业所创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哪些特点？
张耕耘：在当前阶段，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工作由高校、科研院所承担，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新发现。新发现要变为成熟、可批量化生产、稳定的产品，需要按照市场需求不断优化。实际上这中间还要经历一个“马拉松”，这也导致从研究成果到产业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脱节”。
而从企业的行为来看，它更关注将来实实在在的价值创造。比如华大讲究的是“两标”，一是标志化的成果，主要指科学发现，包括文章、研究成果等；二是标准，这是跟市场、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实验室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从这个角度来讲，由企业来承担基础研究任务，有其优越的一面。
不过，按照相关科研条例，我们是没有相关国家资助的。据说“十三五”期间会有一些改进，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文字的、政策建议性的东西。申请相关项目时，也经常是第一轮就出局，总体上研究课题申报还是属于“体制内”的游戏。
《21世纪》：实验室的筹建经费是如何解决的？
张耕耘：这一点要感谢深圳市政府，他们意识到生物经济是将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部分，给了我们很大的资助。深圳科创委拿出1500万元，补助实验室的建设。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成果和产品获得市场回报，来支持进一步的研发。目前，产业化所得还只是收入的很少一部分，但未来预期会形成良性的模式，通过新的技术进步带来产业发展的机会反哺研究，而不是一味烧钱。
中国科研亟需两条腿走路
《21世纪》：在深圳，华大、光启代表的是一种“官助民办非企”的新型创新主体，在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成效显著，这种模式可能推广成为中国未来基础研究发展的一种方向吗？
张耕耘：对，的确是民办、非企、官助的概念。中国的科研发展到今天，亟需要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局面。
为什么以前主要把资源集中投向高校、科研机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原来中国的研究能力很薄弱，只能把钱集中起来给那些有一定研究基础和能力的团队。
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快速发展，不仅仅是参与国际竞争，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处于引领的地位，国家层面应该看到这样一种飞跃。原来只能靠一条腿走路，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让另一条腿也变得强壮起来，让两条腿更好地协调。
前面提到从研究成果到产业化的难题，为什么很多成果放在象牙塔里束之高阁？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另一条腿没有足够的力量，两边无法很好地实现沟通对接。只有企业这条腿也强壮起来，基础研究的成果才能更顺畅地转移到实际应用中。
《21世纪》：如果要真正实现你所说的“两条腿走路”，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突破？
张耕耘：基础研究的见效周期一般比较长，前期政府要有相应的支持经费。在中国，政府并不是没有投入这笔钱，但要考虑的是如何让钱投得更有效率，让创新的系统更有活力，实际上这更多是分配的问题，在政策的操作层面要与时俱进。
对于符合国家长远技术升级、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研究机构，国家是不是可以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或者政策优惠。比如一年抵扣2000万元税费，对于我们而言，对集团也有交代，相当于每年给集团直接创造了2000万元的价值。
另外，中国以前处在短缺经济时代，产品只要生产出来，总能卖得出去；但现在进入了过剩时代，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家也要及时追寻这种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前可能受制于能力，做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但现在应该改变心态和行事逻辑。
（编辑：李博，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wangfan@21jingji.com，libo@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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