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的多元遗产

庄宇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1908年，已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流亡近十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改革者康有为看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严重危机，他在原稿丢失之后重写的《补奥游记》的开头便指出，奥匈帝国的民众跟他说，“吾奥将亡矣，分裂矣，命不永矣！”在他看来，奥匈帝国的分裂危机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奥匈帝国的十四个州语言不同民族不同，而且每个州都各自建党，在议会中相互倾轧，各州都想独立单干；二是有德国这样的强邻虎视眈眈，支持奥国内部的分化，鼓动奥国用联邦制的方式处理各州的关系。

康有为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联邦制。一种是“由分而合”的联邦制，例如美国通过联邦制的方式将十三个州整合起来建立新的国家，并以此逐渐扩张，又如俾斯麦以联邦制将分散的德意志小邦国整合起来。康有为认为这是一种由弱到强的政治路径。另一种是“由合而分”的联邦制，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国家，却先打散再用联邦制的方式组合起来，康有为认为这是由强到弱的糊涂选择。例如俾斯麦主政的德国希望奥匈帝国和北欧地区实行联邦制，这样德国可以分而治之。

康有为的观察是独到和深刻的。美国历史学家、奥匈移民的后裔杰弗里·瓦夫罗在《哈布斯堡的灭亡》（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中的分析与康有为颇有接近之处。他梳理了奥匈帝国在1912至1914年之间如何做出鲁莽冒进的政治决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以及奥匈王室因为优柔寡断、不善抉择，导致奥匈帝国解体。瓦夫罗强调，奥匈帝国在1866年之后的二元化治理体系（两个首都即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两个君主即奥地利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是奥匈帝国逐渐衰落直至一战后解体的关键原因。

奥匈帝国诞生于哈布斯堡王朝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战败之后。在此之前，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已经在联邦制与集权制之间摇摆不定。1866年战败后，弗朗茨·约瑟夫在俾斯麦德国的诱导下，同意实行二元化治理。俾斯麦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支持匈牙利在奥匈帝国内部牵制奥地利，避免后者复兴；另一方面，仍然将奥地利作为盟友，避免奥地利与1870-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结成针对德国的“复仇联盟”。

弗朗茨·约瑟夫选择二元化联邦架构的一个内部原因是，在五千余万奥地利人中，最大的族群是斯拉夫人，占五成左右；只有一千万出头的人口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口比例与之相当。这种人口结构使得作为德意志人的哈布斯堡王室及其统治集团对奥匈帝国的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美国史瓦兹摩尔学院的史学家彼得·贾德森（Pieter M. Judson）在其新著《哈布斯堡王朝新史》（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侧重梳理了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将境内不同语言风俗的诸多民族整合为多民族共同体的长期努力。从整个奥匈帝国的历史来看，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了，如瓦夫罗所指出，在一战开始之后，奥匈帝国“诸民族齐心组成一快乐帝国”的说法显得虚幻不稽，禁不住战争压力而彻底瓦解。奥匈帝国的虚弱严重拖累了其同盟者德国，而英法等国在一战后曾希望保存奥匈帝国以牵制德国，但奥匈帝国的解体反而使得一战之后的德国在力量分散的中欧和东欧更显强大，这是历史的悖谬之处。

虽然奥匈帝国最终解体了，但哈布斯堡王朝在一个多世纪中试图整合多民族的政治努力及其经验，仍然值得注意。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其历史经验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发展是奥托·鲍威尔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非地域民族法人理论，包括“非区域性文化自治”，即由于存在不同民族高度混杂居住的情况，不能将不同民族分割在不同地区实行治理，而需要以多民族杂居为现实基础实行自治。这一理论主张的一个重要根据，即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同一区域推动杂居的不同民族快乐相处的历史经验。对这些经验的强调与梳理，也是彼得·贾德森的《哈布斯堡王朝新史》的重要贡献所在。

历史是多面和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对于曾经是欧洲数一数二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我们需要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参照阅读瓦夫罗与贾德森的著作，可以了解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更为丰富的层面，洞见那些隐藏在历史废墟之中的遗珠。(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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