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主席出访芬兰及美国，这是他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北欧，他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首次会晤更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相对于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中芬关系有其别致之处。中芬两国在高新技术、清洁能源、创新创业及北极科研等领域的合作已有较多积累，作为冰雪运动强国的芬兰与将承办冬奥会的中国在冰雪运动领域亦有广阔合作空间。芬兰另一值得关注的领域，是最近开始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
2017年1月，芬兰正式给2000名随机抽选的民众发放每月560欧元的“基本收入”。去年6月底，芬兰政府宣布就“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进行试验。当月初，瑞士刚就“全民基本收入”提案进行公投，该提案计划向每位公民以及在瑞士居住5年以上、有合法身份的外国居民无条件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合1.68万元人民币）月薪。在参与投票的约250万瑞士人中，有76.9%的人投了反对票。不过，近四分之一的支持率并非一个小数字，显示“全民基本收入”运动已经具备较大影响力。芬兰政府的实验计划，是瑞士公投之后的重要探索，也是目前欧洲国家在这一领域走得最远的。
“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实验的关键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之内，所有公民无论贫富，无差别地获得数量相同的基本收入。这一制度设想并非新世纪的新生物，欧美知识界在上世纪中叶即对此一议题有较多讨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期曾差点通过一项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全国性立法——“家庭援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FAP）。该计划试图将原有主要面向单亲妈妈家庭的家庭援助，扩展到覆盖所有贫困家庭（无论这些家庭的成年男性工作还是不工作）。当时这一计划在众议院投票中赢得了三分之二左右的支持，但未进入参议院的投票程序。
“全民基本收入”近年来在全球尤其是欧洲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议程，一个重要背景是生产自动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失业率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居高不下。人工智能近年来的突破性发展，及其在可见未来对生产自动化的强有力推动，使得人们越来越忧虑未来失业率继续攀升的前景。众多研究人工智能及其社会影响的专家，都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就业状况的主要策略之一。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财富积累的增加，也可以提供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财政基础。
不过，毕竟机器人大量替代人工劳动的人工智能时代还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阶段，围绕“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议仍然颇为激烈。常见的质疑包括，这一制度是否会“养懒人”，这个制度是否适用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等等。当前是否应该实行此一制度的争论，主要纠结之处是，每个人“有能力”较为自由地掌控自己生活，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权利。在原则上，人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但真正的自由是需要经济基础的。以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情况为例，一个一无所有、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奴隶，其自由更多是概念上的，实际上大多数没有自由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说，“全民基本收入”意在为每个公民提供获得自主支配自我生活的基本经济能力。放在人工智能时代高失业率的背景之下，人们无疑更容易理解“全民基本收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其社会支持率会远远高于当下。相对而言，当前实行此一制度的紧迫性还不太突出，这决定了此一社会政策思路仍将处于蓄势与扩大影响的阶段。
“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思路包含了更高的、普惠的社会理想，也有着对于“已经发生的未来”的前瞻意识，目前全球在这一领域的进展和积累，仍然值得密切跟踪与注意。芬兰、瑞士等目前在“全民基本收入”方面表现积极的国家，以往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长期在全球领先，人口基数较小，在社会政策实验方面更容易有所突破。芬兰在这个领域的探索经验值得中国高度关注，双方在这一领域的交流可以成为中芬合作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重要选项。(编辑 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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