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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丨积极财政政策须从量化扩张向降压型转化

21世纪经济报道 蔡红标
2017-04-21 07:00

蔡红标

今年一季度名义GDP达到11.8%,是3年来的最佳;同期财税数据也很“惊艳”:其中,全国税收收入达37793亿元,同比增长14.7%;相比于2016年的4.35%,实乃天壤之别。显然,税收快于经济近3个百分点。那么,这究竟是季节因素或时滞效应还是拐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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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增幅的拐点早在10年前就已出现

综观过去20多年,和名义GDP增幅相比,全国税收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三阶段特征(见图表):

一、全国的税收增幅基本上和经济增长的趋势保持一致,但1997年、1999年、2001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即经济增长放缓、但税收增幅上升,特别是1997年在名义GDP大幅放缓6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当年税收反较上年加快4.76个百分点。当然,1997年情况特殊,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税务当局而言是个新事物。但1999年、2001年就很难理解,只能说由于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其赤字必须通过税收来弥补;假如没有后来的WTO红利,这种做法是很难持续的。

二、2007年成为税收、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的拐点。从税收角度看,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全国税收的增幅始终在两位数,其中2001年、2004年、2006年、2007年均在20%以上,尤其是2007年竟然达到十分惊人的31%!我认为,在经济存在过热的情况下,考虑到中国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多收点税可以理解。但如果按照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话,则1997年-2007年间,中国税收增幅明显高于GDP增幅。而2008年-2016年的9年又回到正常范畴。

三、税收增幅远快于经济增长:2016年全国税收是1996年的18.87倍;是2006年3.74倍,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2.4倍;而从名义GDP看,20年间增长了10.36倍,是10年前的3.39倍。如果仅仅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8年看,则税收增幅比名义经济增幅多7个百分点,即两者基本一致!尽管有2010年、2011年的超收和2016年因“减税”而歉收,但2012年-2015年的四年是基本平衡的。2017年一季度的再次超收——如按2016年4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9790亿元相比则增幅高达26.86%,较官方公布的高出12个百分点,能否持续还不得而知。

不管如何,自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持续20年了。通过20年不断加码、以量化扩张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不管主观如何,或已接近尾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把财税体制纳入其中

一、把简化财税科目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起点。本届政府在取消不合理收费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存在名目繁多的税费。对目前的18个税种,建议全国人大制订、修改相关法律,去芜存菁,尽可能只保留最基本的税赋科目。例如,企业税赋中能否只保留增值税、所得税?如教育附加税现在已没有必要,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没必要还让企业承担。

二、减税应以普惠制为基本方式。轰轰烈烈的“营改增”已经落地。去年降税5736亿、今年目标降税1万亿,很是鼓舞人心。目前市场并不清楚降税红包谁抢到最多!因此,应该把增加透明度作为财政改革的前提。财政部应该每年公布降税最多的前100家或降税额1亿元以上的企业。我查阅了相关网站,发现只有纳税前100大企业。

三、把运用当代科技作为提升财税体制效率的推进器。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是人工智能的时代,是云技术、区块链开花结果的时代。有人说将来AI可以替代“一行三会”,我认为AI替代财税系统90%的工作当无问题;目前看,我们的财税管控效率似和20年前区别不大。例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收优惠有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这三种形式在时间上差异很大;如果说出口退税有个核实过程的话,其它两种实际上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即使退一步,也应按照“大部月退;小部季结”的方式,这样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就提高了。对小微企业而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因此好事做好,关键就在效率。

有必要区分财税使用的“行政”和“投资”职能

政府收税的目的是什么?这实际涉及到政府的职责边界如何界定的根本问题。不管如何,政府必须管理好“公共利益”,即:公益性的设施建设,如道路、地铁、公园、图书馆、水利等;教育、医疗卫生等民众必需品;国防、公检法等民众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最后一个就是为解决“居者有其屋”的“公屋”建设。为什么要罗列这些?关键一点就是想说明:投资一切盈利性的企业或项目不应该构成政府职责的重点。不是说政府不管建设,关键是确定一个分界线,凡是有企业愿意投资的项目,政府就不应该介入,政府唯一的职责是制订好“规则”,当然政府也有监督责任;目前没有什么项目企业不愿意干的,如果PPP不成为政府放杠杆的新阵地,那么类似的花钱买服务就应该成为主流。从今年两会的信息看,2017年中央财政安排了中央基建投资5076亿元;当然大头在地方。2017年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达到65万亿,其中基建规模估计在17-18万亿(2016年基建投资规模15.2万亿,同比增15.7%);另外,截至2016年底,全国入库PPP项目的投资额达13.5万亿元。可见,积极财政政策令政府的投资功能进一步增强了。

结构性财税政策改革建议

总体思路有二:一是普惠制减税;二是企业和个人统一所得税率。

一、以减税为主的降压型积极财政政策,建议采取渐进式、结构性的组合拳:为确保2020年“小康”目标的实现,2017年-2019年连续三年、每年实行减企业所得税1个百分点,即所得税从25%统一降为22%;其次,把所得税分为两块:15%部分直接缴纳,用于政府的行政、公共公益性支出,余下部分——财政政策投资部分所需的资金,以特别国债的形式记账,每年只记账利息但不支付,约定一定年限(如10年)后部分返还、部分抵税——如果企业遇到资金链问题,可以延迟纳税不超过12个月;如企业在此期间破产,则除了用于员工薪资补偿外,自动缴纳进国库。这样,既解决了企业负担、又刺激了经济;既考虑到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带来的赤字压力、同时又降低了政府杠杆,又考虑了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

二、中国有没有“中产阶层”?即便有百万年薪,可能也难以成为“中产阶层”。原因很简单:剔除了费税后,也就得到50%-60%;特别是年终奖,往往扣了总额40%的所得税后,实际到手有限。

应该明确,工薪阶层年最高税率不能超过所发放薪资额的20%(如理论上应是考虑家庭合计收入后的纳税);或多出部分也可划入住房公积金;如果还放宽一点的话,可以成为医疗基本账户、大病保险或健康保险。

总之,民富才是国强!没有消费拉动的经济,是很难成为“有效率”的经济,其中的关键是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消费队伍;过去2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更多地转为了钢筋水泥,通过房地产拉动GDP,可以实现很多政策目标,但也带来了货币超发及伴随的高杠杆,本质上难以解决长周期问题。在经济仍处于中长期的L型的情况下,以普惠制的减税为特征的降压型积极财政政策几乎成为惟一的光明!

(作者来自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编辑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