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估的欧洲共同货币基础

文/吴铭（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近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将提前解散国会，在6月8日举行大选。她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以“人民的名义”获得开展脱欧谈判所需要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去年她就任英国首相，是在前任首相卡梅伦辞职之后，凭借保守党在下院的多数党地位在党内竞争中胜出，并未经历与工党的全国性政治竞争。无论在党内还是在议院内，她的权威都有所不足，这将使她在谈判中受到较大掣肘。如果特蕾莎·梅凭借目前保守党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在与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的谈判正式开始之前赢得大选，她在国内所受掣肘将大幅减少。

特雷莎·梅这一政治“大招”，显示英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介入需要根源于国内的政治权威，而后者以民意授权为主要基础。英国脱欧的政治过程越是郑重其事，越显出欧洲一体化的挫折之深。欧洲一体化的挫折，不仅表现在英国的退出，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威，而政治权威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欧盟缺乏类似于一国之内一体化政治参与及授权的政治过程。

在现有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欧元是相对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一体化机制。而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已陷入持续的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题为《欧元威胁欧洲未来（The Euro: How a Common Currency Threatens the Future of Europe, W. W. Norton & Company, 2016）》的新著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欧盟在欧元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以为推动一体化最重要的方法是建立货币联盟，共享单一货币；欧元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单兵突进，不仅没有为欧洲带来期许中的繁荣，反而使原本不平衡的南北欧洲进一步分化，富国愈富，而贫国愈贫。

斯蒂格利茨认为，欧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A·弗里登在《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中持类似看法。他对欧元危机的诊断是，欧元区有三个问题尚未解决，一是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较大差异，例如德国与西班牙，北欧资本大量涌入欧元区的外围国家，造成后者巨大的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二是创建欧元区快速形成了紧密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但各国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却是分散的；三是许多市场参与者预期，如果某一欧元区成员国确实出现财政困难，其他成员国将被迫保护它，这鼓励了外围国家主权债务的膨胀。

弗里登对欧元目标并无多少批评，他的分析重点是，揭示围绕欧元目标存在不同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同，围绕欧元这一共同货币还会有持续的政治斗争。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政治斗争是否有特别之处（尤其是相对于单一国家），将向何种方向发展。斯蒂格利茨在这些层面对欧元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斯蒂格利茨认为，推进欧洲一体化，并不是非得有共同货币不可。欧盟是人为的建构，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具有想象力的重大政治战略，但在他看来，欧元的建构则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教条，即以为在欧元区内，市场运作会自动地推动不平衡的多国市场达成均衡，贫国会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逐渐变富。但这一经济议程，并没有提升欧元区内各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反而扩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经济危机时期尤其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欧洲一体化的目标。欧洲一体化需要具有想象力的政治进程来推动，但这些进程应该能够真正促进欧洲的广泛民主参与和社会凝聚。欧元设计的真正问题在于，它与这一目标可谓南辕北辙。斯蒂格利茨认为，已到全面反思欧元的时候。

欧元不等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应对欧元危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必须翻越的一座制度试验的“大山”。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欧洲一体化的真正重心，应该在于建立更平等地分享繁荣的经济制度，建立更为民主和更具凝聚力的欧洲政治议程。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遭遇了英国退出的挫折，欧洲一体化仍然是人类一项重要的制度试验。(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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