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无条件获得基本生活费用， 你还会上班吗？

吴铭（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近年，面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减缓，有一种解释很有影响，即工人最低工资水平逐渐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影响了经济增长。因此相关人士主张降低工人的福利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讨论瑞士在2016年曾经公投未果的那种“普遍基本收入”方案，即在某一地区不分贫富，不论是否工作，无条件给每个公民发放足够基本生活的现金，必然会引起更为激烈的论争。

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策方案在全球影响越来越大，进行局部性实验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瑞士“基本收入”计划公投未过之后，已有芬兰、加拿大、荷兰和印度等多个国家在少量地区开展实验。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韦恩不久前宣布，将选择三个城镇，作为该省“基本收入”的试验区，未来三年将在当地每人每年无条件发放相当于近9万元人民币现金。英国的苏格兰地区也将开展地方实验。

在最近出版的《基本收入——自由社会与健康经济的激进提案（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中，“欧洲基本收入网络”创始人之一、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菲利普·范·帕利基斯（Philippe Van Parijs）及其弟子杨尼克·范德波特教授（Yannick Vanderborght）坦承，他们主要讨论了基本收入运动在富裕国家的进展、困难与未来。

在这本着眼于推动基本收入运动在全球进一步发展的著作中，他们回应了现有最主要几种对基本收入的质疑，包括基本收入没有工作要求是鼓励“搭便车”，缺乏足够的和可持续的财政资助，基本收入缺乏实践上的弹性。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挑战是，可以不工作便拿钱，这种“搭便车”鼓励懒惰，很不公平，应当按照人们的工作贡献来分配收入。

“搭便车”的质疑由来已久。十六世纪末，莫尔等思想家即已提出基本收入思想，相关辩论在思想史上一直不绝如缕。一些思想家面对这类质疑，曾提出妥协性的设想，在主张普遍性的基本收入的同时，也主张普通性地强制参加工作。帕利基斯和范德波特则主张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在他们看来，在实行普遍基本收入之后，有能力工作而不愿工作的人很少，而且，人们更可能在报酬较少的情况下出去工作。如果说基本收入是“雪中送炭”，在此之上的工作收入便是“锦上添花”。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相对于没有普遍基本收入的情况，基本收入制度的实施能否让更多的人工作，积极地提高就业率？这很难通过理论推导获得结论，而应该是已有的地方实验需要重点观察的问题。

无条件的普遍基本收入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人的自由权利无法通过原则性的空头承诺或法律条文获得，而需要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此书作者指出，有了普遍基本收入之后，普通人可以更为主动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必为了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源而害怕失业，哪怕两三个月。当今大城市中“除了房子一无所有”的中产阶层对这一主张大概会深有感触，失业数月很可能使房贷断供，触发家庭财务危机，这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作者指出，普遍基本收入方案与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例如医保）并不矛盾，并不是有了基本收入之后其他社会福利就不再需要了。

这样的致力于建构自由社会与健康经济的激进方案，对日益不平等的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虽然此一运动在全球已有明显的进展，人们在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高失业时代正在到来之后，对于此一设想的价值日益重视，但帕利基斯师徒俩深知基本收入运动推进的艰难，所以他们在书中提出，推进基本收入运动应该需要一定的“谋略”。(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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