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在美国主政者标举贸易保护主义之前，英美往往被一些论者视为自由市场力量自主开拓全球市场的典范，认为英国与美国相继以市场化企业为基础赢得经济霸权地位。如今美国政治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与调整，显示英国或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非一成不变，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理解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形态各异的发展道路，需要具体分析它们的道路选择的特殊约束条件，及其选择的具体主观意图。
所谓形势比人强，很多时候人们的选择都有不得已之处，“非不为也，乃不能也”。相对于法德等国，英美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央集权色彩较淡，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英美两国都有着特别的地理条件，强敌奔袭首先需要克服海洋的自然屏障，有着相对安全的周边战略环境。而法德等国，都是强邻在侧，身陷连年混战的欧洲大陆，往往需要通过有力的中央集权来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力。
欧洲大陆国家陷于长期纷争的基本格局，也深刻影响了它们作为全球霸权的持续能力。葡萄牙作为近代早期全球海洋霸权的快速兴起与衰落，便是非常重要的例子。1415年葡萄牙船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摩洛哥的港口休达，是葡萄牙沿非洲海岸南下进行海洋探索的开端。1498年葡萄牙人达迦马抵达印度，“结束了欧洲的孤立”，随后阿尔布开克等人在印度洋地区的拓殖，将曼努埃尔一世（1469-1521）的霸权事业推上一个高峰。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在其近著《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以鲜活的笔触梳理了葡萄牙帝国崛起的进程。
此书重点叙述了阿尔布开克在印度洋地区拓殖的不断推进与挫折，并指出曼努埃尔一世在世时葡萄牙的霸权便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是阿尔布开克1513年未能攻破亚丁的城墙，这意味着葡萄牙人无法在被视为红海站稳脚跟。阿尔布开克曾设想葡萄牙能够控制世界中心，希望曼努埃尔一世成为最伟大的基督教国王，却在衰病之时被曼努埃尔一世剥夺总督之职，于1515年郁郁而终，此后葡萄牙的印度洋拓殖一蹶不振。克劳利指出，接替阿尔布开克的先后有三个笨拙而怯懦的人，没有一个拥有他那样的战略天赋。可以说，葡萄牙的海外拓殖进展很大程度依赖于拓殖领导者的个人能力。
美国青年历史学家苏珊娜·费雷拉（Susannah Humble Ferreira）在新著《王权、宫廷与印度事务院：1479-1521年葡萄牙的政治集权》（The Crown, the Court and the Casa da Índia ，Brill，2015）中，重点分析了曼努埃尔一世的政治集权努力与葡萄牙的海外拓殖之间的关系。她从处于巅峰时期的葡萄牙帝国内部，呈现了葡萄牙海外拓殖过于依赖拓殖者个人能力的关键原因。
苏珊娜指出，曼努埃尔一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面临着走向统一的西班牙的竞争与威胁。他出生的1469年，正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1452－1516年）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缔结婚约，这标志着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建立巩固的联盟，为西班牙统一及向意大利扩张奠定基础。正是因为这一强邻的存在，曼努埃尔一世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如何防备西班牙，海外拓殖只能算第二要务。曼努埃尔一世为了与西班牙斗争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政治举措，便是加强政治集权，表现在海外拓殖之上，即是为拓殖者提供资助，让拓殖者对王权效忠。
葡萄牙与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斗争以及围绕海外霸权的斗争，是理解葡萄牙霸权特点与兴衰的关键。曼努埃尔一世与西班牙王室竞相资助拓殖者，热衷于海外贸易与殖民的商业收益，一个主要动力在于为霸权战争筹集军费。同时，由于政治日益集权，王室缺乏约束，将海外拓殖的相当部分收益用于享受与挥霍，甚至危及海外拓殖的可持续积累。克劳利指出，曼努埃尔一世非常懂得花钱，金钱很少回流到印度，阿尔布开克常常抱怨这一点。曼努埃尔一世离世前后，西班牙在海上霸权之争中确立优势地位，于1580年大败并在随后吞并了葡萄牙。(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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