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彬认为，银行机构同业和表外业务的快速扩张在规避资本约束监管的同时，提升了银行系统杠杆率水平，加剧了金融风险。
各界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不断增加。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风险有所积聚，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这都显示，中央对于防控金融风险高度重视。
“一行三会”迅速采取措施，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例如，开始对资管业务整体监管框架进行统一设计，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MPA考核，银监会对“三套利”进行专项整治，证监会要求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从事让渡管理责任的所谓“通道业务”，保监会为保险产品的开发设计划出“底线”等等。不少人慨叹，今年的金融监管力度超乎想象，而且有继续强化的趋势。
就金融风险及金融监管相关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温彬认为，银行机构同业和表外业务的快速扩张在规避资本约束监管的同时，提升了银行系统杠杆率水平，加剧了金融风险。
“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和考核压力，银行机构通过大力发展同业业务和表外理财，实现了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同时在金融创新加快的背景下，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业态事实上突破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增加了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温彬表示。
《21世纪》：如何评估当前的金融风险？哪些风险最为突出？今年会处置哪些风险点？
温彬：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当前金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稳则金融稳。目前，银行体系总体稳健。一是资本和拨备充足；二是收入和盈利继续保持增长；三是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出现“双降”迹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产能过剩行业仍然面临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的压力，信贷和债券等违约事件时有发生。在防范和化解不良资产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好债权人委员会作用，稳妥推进债转股，利用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渠道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金融创新加快促进了影子银行迅猛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隐患。近期，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法规和政策，防范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银监会陆续出台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并提出要防范“十大风险”，重点是规范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和委外业务，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稳定健康发展。
在各类风险中，流动性风险是金融机构的首要风险，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往往是通过流动性风险体现的。美联储已启动加息周期并开始讨论“缩表”，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也出现紧缩预期，全球流动性逆转会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和资产价格调整，因此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去杠杆以降低流动性风险成为当前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
《21世纪》：金融风险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温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货币环境相对宽松。从外部看，次贷危机以后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先后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个别国家央行甚至还采取了负利率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全球资产价格；从内部看， 2014年以后，为了稳增长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数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企业、居民和金融部门杠杆率不断攀升，债务风险积聚，容易引发金融风险。
二是金融创新加快。2013年以后，我国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银行利差持续收窄、盈利能力下降。为了规避资本监管和信贷规模控制，银行机构利用通道、理财、委外等发展表外业务，借用同业科目发展类信贷业务，从买入返售到应收款项类投资实现信用扩张，但“隐性刚兑”的存在增加了银行体系风险。同时，资产管理业务创新更是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风险交叉传染性增强。
《21世纪》：根据wind数据计算，2016年M2/GDP的数值高达208%，而2008年这一比值为148%——八年间该比值上升了60个百分点。金融风险集聚与货币供应快速增长、融资环境整体宽松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温彬：这个问题可以结合央行资产负债表一起看。近日，关于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缩表”的讨论比较多。目前，美联储资产规模为4.5万亿美元，是次贷危机前的5倍，而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只是危机前的1.7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央行执行的是稳健货币政策。然而，由于中美两国融资结构不同，导致其他存款性公司（指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程度的差异，并体现在M2的增速不同。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货币乘数和货币创造效应低，2016年末美国M2占GDP的比重为71%，比2008年只上升了15个百分点，而我国M2占GDP的比重持续走高，除了与我国市场交易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外，主要与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
长期以来，我国储蓄率比较高，银行作为信用中介把储蓄转换成了信贷，信贷又派生出存款，循环往复，在我国货币总量不断攀升的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集聚。近年来，我们一直鼓励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目的就是减少融资对银行体系的依赖，降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21世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4.54%增加至2016年的8.35%。金融业快速发展是否是金融风险集聚的部分原因？如何看待金融风险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温彬：数据显示，2016年末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3%，我国金融业对经济贡献度已经超过美国。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受益于金融的改革和开放。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业主要依赖规模的扩张，尚未经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和信用周期考验，特别是近几年资金空转和套利现象比较突出，一方面加剧了实体部门“融资难、融资贵”，另一方面也造成金融系统自身的风险上升。因此，金融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基础，要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1世纪》：近年来，金融领域创新力度颇大，但互联网金融、资管业务、万能险、融资融券等业务在创新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何看待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金融创新太快是不是当前金融风险集聚的部分原因？
温彬：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创新适度就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如果创新过度的话，不仅会危及金融体系自身安全，也会冲击实体经济的稳定。从国际上看，历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与金融创新过度、野蛮生长有关系，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需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和规范。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推动了金融创新，特别是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成为金融风险集聚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银行同业业务异军突起，一方面通过发行同业存单增加负债来源，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同业投资、“委外”等扩大资产规模，在银行盈利增加的同时，也导致了资金空转和套利出现。此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增长迅速，其规模与GDP之比接近100%，其中不少产品存在层层嵌套、期限错配、加杠杆，导致风险叠加。近期，金融监管治理的重点是同业、理财和委外等业务，目的是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和套利活动，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当然，监管加强后引起了股市、债市的阶段性调整，金融监管不能因噎废食，短期和局部风险的释放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和系统性安全。
《21世纪》：金融风险集聚是不是反映了金融监管存在不严或滞后的问题？是不是分业监管无力应对混业经营的形势？是否需要专设机构来防范金融风险？
温彬：金融监管和创新是辩证的关系，监管过严会抑制创新并形成金融压抑，疏于监管又会造成金融风险，从实践看，监管通常会滞后于创新。我国采取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金融创新活动打破了机构监管的范围和界限，造成监管的“盲区”或“真空”。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也使全球央行认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分业监管已经难以适应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国际上看，金融监管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二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强化央行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应建立怎样的监管框架有很多建议，当前要切实有效发挥好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央行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框架，落实好存款保险制度。针对问题比较突出的如资产管理业务，尽快出台统一的管理意见，稳步推进金融去杠杆，维护金融系统性安全。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