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丨杨振宁：盛名之下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MIT数学系教授郑洪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盛名之下的杨振宁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专业领域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20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史上，仅次于爱因斯坦的世界级物理学大师之一。
离开故乡多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重回故乡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温情和善意。人们谈论起他，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晚年那段年龄悬殊的婚姻，有关科学的美和奥秘的故事却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
坐在我的左边
都是回忆。推开大礼堂的门，还能闻到小时候的味道，每个礼拜六父母亲带他到里面看电影。第一部电影的细节还清楚地记得，片子讲的是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中一个资本家的故事。躲避通缉的资本家藏身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圣诞节时，外边下了雪，他穷途潦倒，「走回到他家的那条街，窗户里头，看见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们，看见了圣诞树。」老体育馆是孩子们经常去的地方。那时候清华每年都要举办北平市大学生运动会，总是人山人海。他们一帮清华园里教授家的孩子就自发组成啦啦队，给清华的运动员呐喊助威。
杨振宁先生拄着手杖在校园里走着，每次经过这些地方，从前的情景就出现了。他95岁，人生绕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路边的槐树和银杏继续繁盛着，身边走过的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们，也有父母牵着的七八岁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似乎只是刹那。
与大多数睡眠少的老人不同，杨振宁现在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睡懒觉」，早上9点多钟起床，处理一些邮件，中饭后再睡一两个小时午觉，下午四五点钟出现在距离家一公里的清华园科学馆办公室里。晚上，有时和翁帆在家里剪辑一些家庭录影，素材的时间已经跨越了大半个世纪，年轻时他用摄影机记录了很多家庭时光。2013年一次背痛入院后，他不能再进行长途旅行了，「太累的话，背便容易出毛病。」——也许因为年轻时太喜欢打壁球受了伤，也许只是时间不曾放过任何一个身体。他现在怕冷，常常要泡泡热水澡，家里的浴室和卫生间里都装上了扶手保障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边。」杨振宁对《人物》记者说。他的左耳听力更好一些——依然需要借助助听器。但在很多方面他又完全不像一个95岁的老人——他有一双依然明亮的眼睛，说话时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几十年前的细节回忆起来一点也不吃力。采访中，每当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问题，他总是略微抬起头，凝神静思，认真得像一个孩子。
办公室乍看上去并无特殊，但房间里的一些物件透露出主人的特殊身份。比如墙上挂着的一幅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落款莫言。杨振宁读过莫言的小说，但他对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最近关注更多的是国际大势，比如特朗普「要把整个世界带到什么地方去」。有时看到了他觉得好的文章，他会通过邮件分享给十几个关系密切的身边人。
杨振宁每天会看看央视和凤凰卫视的新闻。这是他很早就有的习惯。在弟弟杨振汉的记忆中，他早年在美国时，每天都要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很快地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时局）变动。」他是1949年后最早回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也是在报上看到的消息——1971年，《纽约时报》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则美国政府公告，他从中发现了中美外交关系「解冻的迹象」。
2003年，相伴53年的太太杜致礼去世后，杨振宁从美国回到他从小长大的清华园定居。如今的清华在某些方面已经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几个月前，好友吉姆·西蒙斯夫妇来北京看望他和翁帆，在清华住了几天。西蒙斯是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时的数学家同事，后来成为「传奇对冲基金之王」。有一天，西蒙斯的太太问杨振宁，Frank（杨振宁的英文名），你不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吗，你小时候住的地方还在不在，带我们去看看。当年杨家住在西苑11号一个约200平方米的四合院里。杨振宁带他们去看时，发现大门已经不能辨认了，一家人住的院子如今住进了5户人家，宽敞的院子成了黑黢黢的七里八拐的小胡同。
「后来我想，是不是给美国人看有点寒碜，可是又一想啊，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使得他们了解到中国要变成今天这样子，不容易。」在清华园里种种复杂的感受，杨振宁归为一点：他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大时代」。
采访那天，摄影师请他倚在科学馆楼梯拐角的窗前，这幢建于1918年的砖红色欧式三层小楼曾经也是任清华算学系教授的父亲的办公地。乌黑色的窗棂纵横交错，窗外是初夏满眼生机的绿色，旧时光似乎还在昨日。
Great Scientist
科学馆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立方体，这是清华大学送给杨振宁的90岁生日礼物。4个侧面依次刻上了他这一生在物理学领域的13项主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有3项，分别是1954年与米尔斯合作的杨-米尔斯定律（或曰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和1967年的杨-巴克斯特方程。
毋庸置疑，杨振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理解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也许实在太难了。著名华裔物理学家、MIT数学系教授郑洪向《人物》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在许多物理学家的回忆中，1957年10月是兴奋、激动和传奇。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超导体物理学家朱经武当时在台湾中部一座「寂静小城」读高中，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杨振宁的报道，教室和操场上不断地和同学谈论他们完全不懂的「宇称不守恒」。佐治亚大学物理系教授邹祖德12年后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很小的中国餐馆吃饭时，听到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厨师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谈起杨振宁的成就，「感慨万分」。
郑洪向《人物》回忆第一次接触杨振宁的情景——那是1964年前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杨振宁当时对他来说是「神话里面的人物」——在一个中国同学会上，大家正在聊天、跳舞，突然有人说，杨振宁来了，「大家都轰动了」，纷纷站起身迎接杨振宁。
实际上，杨振宁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宇称不守恒理论，而是杨-米尔斯理论，如果说前者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后者才真正奠定了他的一代大师地位。杨-米尔斯理论被视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物理学和现代几何的发展。美国声誉卓著的鲍尓奖在颁奖词中称，「这个理论模型，已经跻身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世代产生相当的影响。」量子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国际备受景仰的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称杨振宁为「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卓越的设计师」。
2017年5月12日晚，杨振宁与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中科院院士施一公一起参加清华研究生会组织的「巅峰对话」，「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身份从35岁起一生紧随着他。尹夕远 摄
半个多世纪之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舆论场上，这位在国际上备受尊崇的「great scientist」、当年「神话里面的人物」却在遭受庸俗的解读，因为与翁帆的婚姻，他像娱乐明星一样被轻佻地谈论，经过歪曲或刻意编造的伪事实也随处可见。甚至有人编造翁帆父亲娶了杨振宁孙女的谣言——这一谣言出现时，杨振宁的孙女才7岁。
人们似乎已经没有耐心了解传奇——他深邃的工作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遥远距离更加剧了这一点。
一位网友在指责杨振宁的留言后面连发了几个反问：「你听说过杨-米尔斯理论吗？你知道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建树吗？你知道杨振宁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吗？」
答案多半都是否定的。
与杨振宁关系密切的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气愤不过，写了一篇辟谣和解释的文章，但被杨振宁压下了。杨振宁回复他，除了讨论物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我一辈子挨骂挨多了。「挨骂」是从他1970年代走出书斋开始的。首先骂他的是台湾方面和美国亲国民党的华人。1949年以后，美国华人社会中一直「左」、「右」对立。有亲国民党的报纸称他是「统战学家」，劝他「卿本佳人，好好回到物理界，潜心治学吧」。苏联也骂他，一份苏联报纸指控他是「北京在美国的第五纵队」的一分子。
1971年，去国26年的杨振宁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设宴招待。此后他几乎每年回国访问，持续受到中国官方高规格礼遇。他敬佩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新中国抱有很多的希望和敬意。回国定居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时常从他的公开发言中流露出来。一些人也因此批评他对当下体制批评太少，维护过多。
也许名声的确是误解的总和，围绕杨振宁的各种声音都对他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在《人民日报》的一次采访中，杨振宁回应说：「我知道网上是有些人对我有种种奇怪的非议，我想这里头有很复杂的成分。我的态度是只好不去管它了。」
但舆论在某些时刻还是影响了杨振宁的现实生活。
从美国回到清华后，他给120多位本科生开了一门《普通物理》，一位听过这门课的清华学生回忆，杨振宁的课对于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来说难懂，后来读博士时他才意识到，当年课上听的是「武林高手」的「秘诀」。这门课只开了一学期，除了杨振宁的身体原因，也和他与翁帆的订婚消息公布之后媒体的「干扰」不无关系。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描述了「最后一课」的场景：「在一群保安的簇拥下，一个身穿黑呢子大衣的老人从走廊的尽头走来，瘦弱的身材使他看上去显得有些高大，头发上还散落着几朵尚未融化的雪花。路面很滑，但老人的步伐却并不比年轻人慢，一转眼的工夫，就进入了教室。保安随即迅速把门牢牢地关上，由于门上的玻璃被报纸覆盖得严严实实，对于教室里发生的一切，站在外面的人什么都看不见。5分钟之后，教室里隐约传来讲课的声音。」
「后来再要上课就比较有困难，」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有些遗憾，「原来我的希望是把整个大学物理能够讲完，但后来没有讲完。」
伟大的艺术家
简洁深奥的方程式是物理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也许只有诗人可以做个勉强的助手。杨振宁曾经引用了两首诗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其中一首是威廉·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另一首是英国诗人蒲柏为牛顿写下的墓志铭：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light；
God said,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遮蔽
上帝说，请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
「我想在基本科学里头的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顿。100万年以前的人类就已经了解到了有这个一天，太阳东边出来，西边下去的这个规律。可是没有懂的是什么呢，是原来这些规律是有非常准确的数学结构……这种美使得人类对于自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认为这个是科学研究的人所最倾倒的美。」杨振宁说。
弗里曼·戴森称杨振宁为「保守的革命者」，「在科学中摧毁一个旧的结构，比建立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新结构要容易得多。革命领袖可以分为两类：像罗伯斯庇尔和列宁，他们摧毁的比创建的多；而像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他们建立的比摧毁的多。」杨振宁属于后者。杨-米尔斯理论是这位「保守的革命者」建立的「经得起考验的新结构」中最辉煌的一个。
像许多重要的理论一样，杨-米尔斯理论得到验证并被主流接受经历了多年时间。刚发表时，物理史上的大物理学家泡利就因为论文中没有解决的规范场量子质量问题一点也不看好它。引导杨振宁的正是他所倾心的美。杨振宁在多年后的论文后记中回忆：「我们是否应该就规范场问题写一篇文章？在我们心里这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思想很美，当然应该发表。」
与很多科学家不同的一点是，杨振宁非常注重taste和风格，他喜欢用美、妙、优雅这一类的词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他说，一个做学问的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学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各个科学家，也有自己的风格」。他这样解释科学研究怎么会有风格：「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关于taste，杨振宁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时候，一位只有15岁的学生想进他的研究院，他和这位学生谈话时发现，他很聪明，问了他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都会回答，但是当问他「这些量子力学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他却讲不出来。杨振宁说：「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发展成一个taste……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真正学进去。」
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受数学教授父亲的影响，杨振宁一直对数学有审美上的偏爱。朱邦芬对《人物》说：「比如像我，我对数学，觉得是一种工具，我只要能用就行，我不一定非要去对数学的很多很细微的、很精妙的一些地方去弄得很清楚……只要好用就用，是一种实用主义者。杨先生他是不太赞成，他实际上是具有数学家的一种审美的观念。」
在杨振宁看来，爱因斯坦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他赶上了「白银时代」，而现在是「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特点是理论物理在短期内很难看到有大的发展可能。杨振宁更喜欢「探究更基本的一些东西」，因此他不喜欢「青铜时代」，所以他多次说过，如果他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会搞物理，而是去做一个数学家了。
很多物理学家都对杨振宁的风格印象深刻。物理学家张首晟一直将杨振宁视作偶像，他曾听过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开的一门《理论物理问题》，杨振宁用了三堂课讲磁单极子——这是一种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的粒子，「如果急功近利的话，大家总是要找一个有用的课题，这个东西不可能有任何用的……但是它的数学结构非常非常优美，最好地体现了理论物理和数学的统一，也充分体现了理论物理的美。所以这个就是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
在戴森看来，杨振宁很乐于在某些时候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另一些时候又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向《人物》回忆起杨振宁1952年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是对一个不重要问题的漂亮（漂亮得让人叹为观止）的计算。这表明他在纯粹的数学中享受他的技艺，丝毫不关心物理结果重要与否。在这篇文章里，杨是以艺术家而非科学家的身份工作的。在他一生中，杨两种文章都写了很多。一种是在物理上重要的，他将重要的物理学问题与优雅的数学结合起来。另一种就像伊辛铁磁的文章，物理上并不重要，他享受于数学技艺之中。」
杨振宁的科学品位也在生活中体现。在他家中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吴冠中的《双燕》。吴冠中是他喜欢的一位画家。吴冠中的画作主题多为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简单因素的错综组合，构成多样统一的形式美感」，他所钟爱的简洁的美也在这位画家的笔下。
在写作上，他也有同样的偏好，「能够10个字讲清楚的，他绝对不主张你用20个字、30个字。」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美国氢弹之父」特勒讲过一个故事。特勒建议杨振宁将一个「干净利落」的证明写成博士论文。两天后杨振宁就交了，「1、2、3，就3页！」特勒说：「这篇论文好是很好，但是你能写得长一点吗？」很快，杨振宁又交上了一篇，7页，特勒有些生气，让他「把论证写得更清楚、更详细一些」。杨振宁和特勒争论一番后走了，又过了10天，交上了一篇10页的论文。这次，特勒「不再坚持，而他也由此获得他应该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正常的天才
这种简洁之美也延续在杨振宁的日常生活中。朱邦芬发现，一起吃饭，时间长了之后，点菜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杨振宁点了，因为他爱吃的就那几样——辣子鸡丁，酸辣蛋汤，加个蔬菜，有时再来个红烧肉，少有变化。他的乐趣在物质享受之外。在一次演讲中，杨振宁说：「一个人这个日常生活里头一定有一些纷扰的地方。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忘记掉那些纷扰。」
乐趣的前提来自他一直清楚并顺从自己的taste。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从不赶时髦做「热门研究课题」。「倒不是说它们都不重要，而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兴趣、品位、能力和历史背景，我愿意自发地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方向，这比外来的方向和题目更容易发展。」杨振宁后来解释说。因此他从不赞成「苦读」，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做一件工作感到非常苦，那是不容易出成果的。」
「他的热情，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说他偶然碰到一个东西做出来。」物理学家朱经武向《人物》回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些理论，他讲，（然后）他站起来，越站起来讲话的声音精神是越来越足，非常地兴奋，就跟我讲它的结果。是很有意思的，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面。」
与杨振宁打过交道的物理学家都感受过这种激情。
物理学家伯恩斯坦曾经回忆过普林斯顿时期杨振宁与李政道二人合作时的情景：一个办公室靠近他们的人，「几乎不可能不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讨论任何物理问题，都是兴致昂扬，而且常是用极大的嗓门。」江才健在《杨振宁传》中写道：「杨振宁和李政道扯开嗓门，并且用手指在空中凌空计算，是许多认识他们的物理学家都看过的景象。」
多年后，这个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翁帆在2007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集《曙光集》后记中谈到了他的这个习惯，「有时半夜起床，继续准备文稿，往往一写就一两个小时。他总是说，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下来……不过，有时振宁的写作习惯很有意思：他静静坐着或者躺着，举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把正在思考的东西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了。』他告诉我这个习惯已经跟随他几十年了。」
在杨振汉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杨振宁也是充满了对世界的热情。尽管围墙外的世界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但杨振宁在清华园里的生活宁静而丰富：与小伙伴一起制作简易的幻灯机，关了灯在墙上「放电影」；礼拜天在家里做化学实验；晚上带弟弟们到自家屋顶平台上看北斗星；跑到荷花池溜冰；和一帮小伙伴到坡顶上骑车，「从一座没有栏杆只有两块木板搭成的小桥上呼啸而过。」读小学时，从家到学校的路上，蝴蝶和蚂蚁搬家都是「重要事件」。杨振汉记得有一次杨振宁带他一起去找仙人掌，找到之后，杨振宁用筷子「把那个花心一转，就发现转了以后，那花心自己会倒回来」。杨振宁用自己的猜测告诉弟弟，植物一定也有神经，但是跟人的不一样。
杨振宁喜欢与中学生谈话。他的好友库兰特夫妇说，在他们认识的科学家中，杨振宁和费曼是仅有的两个能与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个性」的人。
杨振宁一生在象牙塔中，年少时在清华园如此，西南联大时期，以及后来到美国的学术生涯依然如此，其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17年更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这让杨振宁一生保持着某种简单与纯真。葛墨林说：「在他的眼睛里人的本性还是很善良。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老觉得他不好理解。我老是劝他，我说杨先生，社会很复杂，您要注意防范了。」美国自由开放的环境也帮助他保持了这一点。杨振汉说：「他没有我们中国人在解放以后的社会，经过各种运动的这种（经历），他不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压力。」杨振宁自己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一点：「我想我处人处事都比较简单，不复杂，就是没有很多心思，我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尽量做这样子的人。」
但另一方面，杨振宁又不像一个象牙塔里的人。
他兴趣广泛，1970年代以后他愿意走出书斋，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做促进中美建交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跟他待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这个人兴趣很广泛，听你话也非常注意，差不多随时随地都很喜欢动脑筋的。」杨振汉对《人物》说。
面对他关心的重要问题，他还总是忍不住发表意见，「动不动还是我要写篇文章，我要表明我的观点。」2016年，他发文反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再度引起舆论热议。翁帆有时嫌他「过于直率」，「你何苦要写呢？过后又有些人要骂你了。」杨振宁回答：「我不怕。我讲的是真话！」
他性格开朗，从来不是「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做研究的时候，几何题目想不出来，先放一放，唱两句歌，兜一圈回来再来。好友黄昆有个极贴切的评价，他说「杨振宁是一个最正常的天才」。
熟悉杨振宁的人对他的描述最多的几个特点是：会关心人、慷慨、没有架子。接受《人物》采访时，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些让他们感动的细节。朱邦芬回忆，杨振宁的老友黄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生前喜欢听歌剧，杨振宁知道他这个爱好后特地买了台音响设备送给他。葛墨林至今记得杨振宁请他吃的一盘炒虾仁。1986年，他有次从兰州大学到北京饭店看杨振宁，吃饭时杨振宁特地点了一盘他自己不爱吃的炒虾仁。杨振宁说，这是给你吃的，你在兰州吃不着虾。《曙光集》编辑徐国强说，有时杨振宁还会向他做一些私人之间的「善意的提醒」，比如跟某某打交道的时候别太实心眼。
年纪大了后，杨振宁重读《三国》、《水浒》和小时候「觉得净讲了一些没有意思的事情」的《红楼梦》，现在都看出了新东西——「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就了解到，人际关系有比我小时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东西。」
归乡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这样概括杨振宁的人生：「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在西南联大时他哼得最多的一首歌是父亲一生都喜欢的《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经历过满目疮痍的落后中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浸润长大，杨振宁真诚地期待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
葛墨林记得，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次会，都是杨振宁从香港募集，然后直接把钱带回来。有一次他怕他们换不开，把钱都换成一捆捆的20美元，装在包里。葛墨林说：「有一次我特别感动，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他妹妹来找我，她说你看杨先生又开车自个儿去了，到纽约，到China town，就华人城去演讲，我说干嘛，她说捐钱去了，我说那有什么，她说他还发着烧，还发着高烧，自个儿开车，因为人家香港那些有钱人来了，赶紧去开着车给人家谈啊怎么捐钱。 当时我就很感动。」
杨建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96年听杨振宁演讲时的一个细节。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杨振宁立即举手加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另一个细节也很能反映杨振宁的性格。香港中文大学很早就想授予杨振宁名誉博士学位，但杨振宁一直没有接受，因为在1997年之前，授予仪式上有一个英国传统，接受荣誉学位的人要到英国校监面前鞠躬，然后校监拿一根小棍子在接受者头上敲一下，而杨振宁不愿意对着英国人行这个礼。等「香港一回归，校监是中国人了，他立即接受了」。
2002年，杨振宁在旅居法国的发小熊秉明的葬礼上动情地念了一首熊秉明的诗：
在月光里俯仰怅望，
于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伴着土地的召唤，
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
外婆家的小桥石榴……
织成一支魔笛的小曲。
这是熊秉明的故乡，也是杨振宁心中「世界所有游子的故乡」。2003年，他终于离开居住了58年的美国，回到了这片有「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外婆家的小桥石榴」的土地。
回国的第二年，82岁的杨振宁与当时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念研究生的28岁的翁帆结婚。接下来的舆论让人想起阿根廷影片《杰出公民》中的故事——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重回故乡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温情和善意。
94岁的弗里曼·戴森不明白在中国「为什么人们要对一位新太太抱有敌意」，他在美国从未听到关于此事的任何负面评论。作为朋友，他为杨振宁感到开心。「杨自己告诉我第二段婚姻让他感到年轻了20岁，我向他致以最温暖的祝福。我也认识他的第一任太太致礼，而且我确信她如果知道他有一个年轻的新太太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也会感到高兴。」戴森在回复《人物》的邮件里这样写道。
杨振宁回国后一直住在清华园胜因院一幢绿树环抱的幽静的乳白色二层小楼里，杜致礼刚去世的时候，朱邦芬曾去过杨振宁家几次，「确确实实他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就住在那个地方，我看他晚上就是一个人，有时候就看看录像，看看电视。他自己也说，他说他不找翁帆，也会找一个人过日子，他不是太喜欢一个人很孤单地这么走。」
外界很难理解杨振宁与翁帆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杨振宁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与翁帆的婚姻：「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婚后，我们彼此学习到一些自己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他们平时会一起看看电影，念念诗，也会有一些彼此间的小游戏——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两个人看的时候都不讨论，等出来后各自说出自己最喜欢的画，有时在家里杨振宁还会出数学题考考翁帆。
葛墨林夫妇与杨振宁夫妇一同外出时，注意到很多温馨的小细节。4个人一起在新加坡逛植物园，「走大概十几分钟，翁帆就说杨先生，歇一歇，找块石头，拿个手绢擦好，让杨先生坐那儿歇一会儿。」「杨先生那人你不知道，他有时候自个儿不能控制自个儿，一高兴，他就走啊，走得又特别快。」冬天出门，杨振宁不爱戴围巾，「不行，给他把围巾弄好，都捂好，衣服都弄好，穿好再出去。」
杨振宁也有很多让翁帆「心里觉得是甜的」的细节。在11年前的台湾《联合报》采访中，她随手举了两个。「有一回我们在日本，早上我病了，头晕、肚子疼，没法起床，振宁到楼下帮我拿一碗麦片粥上来，喂我吃（杨振宁在一旁插话：『多半时候，都是她照顾我。』）」还有一次在三亚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报纸、看书。那天他不想开灯吵醒我，就到洗手间去看。我醒来后跟他说，你可以开灯的。」
翁帆的出现让杨振宁和当下的世界有了更真切的联系。他曾在《联合报》采访中谈到翁帆带给他的改变：「一个人到了八十多岁，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假如我没跟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下意识地，这个想法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
2015年接受《人物》采访时，杨振宁说了这样一句让人动容的话：「我曾说，我青少年时代：『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老年时代：『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今天，我希望翁帆能替我看到天大亮。」
生命的奥秘
90岁之前，杨振宁感觉自己的身体一直变化不大。但90岁之后，生命的奥秘还是不可避免地一个个主动向他揭示了。
他向《人物》讲述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年纪大了以后才懂年轻的人都不懂为什么老年人老要穿很多的衣服。我现在懂了。为什么呢？因为衣服只要穿得不够一点，受一点凉，5分钟、10分钟没关系，要是半个钟头以后，常常就是以后一两天身体什么地方老是疼，所以现在我很怕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也多穿一点衣服。」因为身体的关系，他已经6年没有去过美国了，「因为美国太远」，甚至也不敢离协和医院太长时间——「一有病，就赶快叫他司机把他送到协和。」杨振汉说。
杨振汉曾听大哥向他感慨：老了以后这问题多了。有一次，「早上起来腰不能动了。他觉得就是风吹的，没穿厚衣服出了毛病了。出了毛病以后，就老是吃完早饭，反正躺着不动，不动了以后，肠子蠕动有问题了……」
「不在了」成为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频繁出现的词。在清华园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前几年还有，现在都不在了」。2002年7月，他在伦敦看画展时见到一句话，毕加索写信给老年马蒂斯说：「我们要赶快，相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急忙将毕加索的话抄下寄给老友熊秉明，但还没等收到回信，熊秉明就在几个月后去世了。在他80岁生日宴会上几位聚首的西南联大老同学——梅祖彦、宗璞、马启伟、熊秉明，到了第二年，熊秉明、梅祖彦、马启伟、宗璞的丈夫，以及他自己的夫人杜致礼都相继「不在了」。
他也有过两次有惊无险的大病经历。第一次是1997年，一天他在石溪家中突然感到胸闷，检查结果是心脏大血管有七处堵塞，三天后，做了四根心脏血管的搭桥手术。手术前，写了遗嘱。醒来后，他朝恢复室外的家人画了一个长长的微积分符号，表示自己很清醒，还可以做微积分。第二次在2010年，从英国回来后突然严重呕吐、高烧，有几小时处于半昏迷状态，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胡话」。葛墨林后来听杨振宁平静地回忆当时的感受：「就感觉到好像这个魂儿已经飞出去了，就是说那个魂儿还跟他说话——我说这是杨振宁吗？」
除了身体，自然也无时不在向他展示自身的深邃和伟大。这位研究了一辈子宇宙奥秘的伟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越来越感到惊奇和敬畏。他感叹：「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在电视上看到鸟栽到水里抓鱼，速度和准确让他惊叹自然结构的「妙不可言」。母牛与小牛之间的bonding也让他感到「非常神秘」——刚出生的小牛几秒钟之后就知道站起来，失败了之后知道反复尝试，知道去吃母牛的奶……
「现在渐渐地越来越深的这个新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然界是非常非常妙，而且是非常非常深奥的，就越来越觉得人类是非常渺小，越来越觉得人类弄来弄去是有了很多的进步——对于自然的了解，尤其是科学家，当然是与日俱增的——可是这些与日俱增的里头的内容，比起整个自然界，整个这个结构，那还是微不足道的。我想从整个宇宙结构讲起来，人类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个人的生命那更是没有什么重要的。」这是杨振宁最新的发现——也是他一生所有发现的升华。
对话杨振宁｜越来越觉得个人的生命 在整个宇宙之间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事情
我觉得得诺贝尔奖对我一生没有极大的影响。第一，因为我对我所做的工作还继续发生兴趣，这个与得不得奖没有关系；后来呢，而且做到后来，还有一些成绩，这些都与得不得奖是没有关系的。
谈当下
「最关心的就是国际大势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人物》：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
杨振宁：我想最关心的就是国际大势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世界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有好多个因素，有长远的因素，有比较立刻的因素。长远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中国快速地在变得更强大，而美国问题多得不得了，欧洲问题多得不得了，这是一个总的长期的趋势。那短的趋势呢，我想有好些个重要的，也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新的总统，现在没有人敢讲，包括他自己，到底他要把整个世界带到什么地方去。
《人物》：你对特朗普是一个怎样的态度？
杨振宁：我觉得这人，不喜欢他的人很多，喜欢他的人也很多，我想也许因为他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跟以前美国的各届总统都不一样，他从头起就有这么一个，你说是雄心也好，你说是他的野心也好，他就要这样，所以他做出来许多大家大吃一惊的事情，而且他这些大吃一惊的事情不一定是相互矛盾。所以我想习近平主席跟他见面以后，一定觉得这个人不太容易对付（笑），因为虚虚实实，你不知道他到底最后要做什么事情。你要问我说呢，这也是一种做大事的策略吧。我疑心他，所以很会赚钱，与他这种性格可能有关系，他现在把这个性格搬到世界的政治上来（笑），这要产生什么后果，这个是我想大家都非常担心的。不过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他会最后多多少少接受了习主席好多年来提出来的总体的思想，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不对抗，不冲突，互相尊重，合作双赢。这个政策奥巴马始终不接受，看这样子呢，川普可能接受。不敢讲（一定），我只是说可能（笑）。假如他要接受了这个的话，这对于世界的前途当然有非常好的稳定的作用。
《人物》：网络上一些热点新闻平时会关心吗？
杨振宁：网络是这样，是影响整个人类的一个重大的发展，不过从个人的立场讲起来，你得学会怎么用这个网了，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全世界的大问题。因为我想一个小学生就可能对网络非常发生兴趣，那么怎么能够引导他走到一个善于利用网络，而不掉到陷阱里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对这个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就不敢发表意见，可是我只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太喜欢把『创业』这两个字用到科学的重要发展上」
《人物》：在物理上，你现在还关心什么样的问题？
杨振宁：今天物理学跟我年轻的时候，我中年时候的物理学最大的分别，就是今天可以看得出来以后三五十年大有发展的恐怕都是一些应用的，对于极为基础的物理学的研究，现在看样子三五十年之内不大容易有发展。而这个分别，多半的物理学家，尤其是现在念物理系研究生的同学都不了解的，所以我经常呼吁大家要对这点多做些注意。
《人物》：做一个比方，在爱因斯坦的时候，其实是物理学的一个创业的时代，爱因斯坦、牛顿、麦克斯韦建了几根柱子，现在它已经进入一个更完善的状态，空间会更小了对吧？
杨振宁：爱因斯坦的时代也就是20世纪头30年，头三五十年，我认为是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正是物理学大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当然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受了导师的引导，他自己就看出来了。他的第一个革命性的工作是1905年做出来的，叫做狭义相对论，你们大概听说过。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研究他的历史的话呢，他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他跟这个女朋友通信，我记得好像是1899年，就讲他那时候热心在搞些什么，就是后来狭义相对论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说他是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领域是一个他要去追求答案的一个领域，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么他在1905年还另外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光是什么，在那个以前大家公认光是一个波，他大胆地——那时候他26岁——提出来，说是这个光可能是个粒子，一颗一颗的，这个是离经叛道，大家都不相信，可是后来证明他这个见解是对的。所以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是遍地黄金，所以他成功了，你也可以说是他有深入的见解，所以他成功了，我想这两个条件都要有，所以他才成功了。
你刚才用了「创业」这个名词，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名词。「创业」这个名词用到爱因斯坦身上，或者是不同的重要的科学发展上，不太妥当。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不太妥当。爱因斯坦的重要的工作，刚才讲的狭义相对论、光子，还有一些别的，是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事业呢？事后讲起来回答是「是的」。可是我为什么不觉得用创业来描述他的精神或者影响（妥当）呢？因为爱因斯坦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要想创业的想法。我想像马云搞出来网购，他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创一个事业，爱因斯坦没有想他要创一个事业。
（再）比如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的论文是克里克跟沃森所写的双螺旋，是1953年的文章，现在整个生物工程都是这个引导出来的，所以从事后讲起来是非常创业的，可是这个不是他们两个所想做的事情。他没有一个「业」的观念，爱因斯坦也没有「业」的观念，沃森和克里克也没有「业」的观念，他们只是要解决一个很具体的，可是是很专业的问题。可是这个解决了以后，就引导出来了，好像打开了一个大门。所以我觉得我不太喜欢把「创业」这两个字用到科学的重要的发展上。
我觉得事实上现在传媒上头，不管是书籍、杂志或者是报纸上面，或者是网上，讲出来的话我觉得都有这个问题，你们要能够把这一点提出来，我觉得是个贡献。
谈生命、宇宙和自然
「现在不是都热衷于人工智能吗，可是这些东西离小牛跟它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那还是差得很远呢」
《人物》：如果向一个完全的外行去描述物理学之美，你会怎么来描述？
杨振宁：世界的结构的美是多方面的，所以对于这个美的感受也是多方面的，你比如说我看电视有时候有一个鸟去栽到水里头抓一个鱼，它的那个速度，它的那个准确，这是我想自然的这个结构，是妙不可言的。所以中国的诗人，西方的诗人，在描写这个老鹰能够准确地来抓捕一个小动物，就有很多有名的诗句，这个是一种美。
我想在基本科学里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顿。我想100万年以前的人类就已经了解到了，太阳东边出来，西边下去的这个规律。可是没有懂的是什么呢，是原来这些规律是有非常准确的数学结构，懂了这些数学结构，你可以非常非常非常准确地预言明天太阳什么时候出来。就是对于大家所看见的这规律背后有准确的数学结构，这件事情的认识是牛顿告诉整个世界的。这个是牛顿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也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美最深入地了解的开始。今天牛顿所写下来的方程式准确到什么程度呢？你像现在这个卫星上天，对撞起来，天宫一号、二号对接，这些事情都是极为准确的，不是到分、秒，是到百万分之一秒的这种准确，这些都是牛顿的方程式所告诉我们的。这种美使得人类对于自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认为这个是科学研究的人所最倾倒的美。
《人物》：你说60岁那年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生命是有限的。这90多年的人生当中像这样的「大发现」还有哪些？
杨振宁：确实是，就是我60岁的前后呢，突然有一个感觉，原来生命是有限的。这就是代表说那个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这是相当突然的一个新的认知。你问我说是我现在到了九十几岁，有没有新的想法呢，有，可是不是那样子突然的一个了解。现在渐渐地越来越深的这个新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然界是非常非常妙，而且是非常非常深奥的，就越来越觉得人类是非常渺小，越来越觉得人类弄来弄去是有了很多的进步——对于自然的了解，当然是与日俱增的——可是这些与日俱增的里头的内容，比起整个自然界，整个这个结构，那还是微不足道的。你也可以说年纪越大，这种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感是越来越深。
《人物》：那你怎么看人生的意义？
杨振宁：我想从整个宇宙结构讲起来，人类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个人的生命那更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不过，从一个个人讲起来的话呢，虽然了解了他这个个人的生命在整个宇宙之间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事情，这并不代表说是他就不必或者是不应该去想法做出来他能做的事情，这是我现在的态度。我觉得个人的态度最好是一方面了解到自己的渺小，一方面要尽量地希望这个渺小的生命还是有点意义。
《人物》：你觉得渺小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杨振宁：我想世界上有很多大家都公认的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是能够帮助人类克服一种疾病，我想这个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帮助一部分的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个我想大家也都认为是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个所谓有意义，这个定义，自己也是可以商讨的。不过我想所有可以商讨的事情，从某种立场上讲起来，都一定是有它的意义的。
《人物》：你是怎么理解和看待上帝的？
杨振宁：我想为了不搞到复杂的讨论上去，我们不要用「上帝」这个名词。就是自然界。我想尤其是你看世界上的生物，我们的生物稀奇古怪的种类多得不得了，尤其是现在研究得越来越多了，人类有细胞，有单细胞的生物，可是还有病毒，病毒不是细胞，比细胞更简单，可是病毒自己就是非常复杂，而这个里头的相互作用，这简直是没法子……另外，有许多事情，你看了自然界的话，你觉得这是没法子想象怎么变成这样。你比如说你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小牛出生，出生了以后它几秒钟之后它就想法站起来，常常站不起来，因为站起来立刻就摔倒，然后它又站起来。怎么一个安排，就使得它知道它要站起来，而且失败了以后还可以再尝试，然后等到最后站起来，它就知道要去吃它妈妈的奶，这个母亲跟这个小牛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事情，所以就是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就使得我想到，现在不是大家都热衷于人工智能吗，他们研究的东西里头也是很稀奇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离小牛跟它母亲之间的复杂的这个关系那还是差得很远呢。我很难想象说是在以后两百年之间，生物学家会对母子之间的 bonding ，能够有深入的了解。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使得我越看多了以后越觉得我们所做的东西其实是——从整体讲起来还是非常渺小的。
「人是有限的，而宇宙是无限的，所以没法能够完全了解」
《人物》：你看科幻小说吗？
杨振宁：我小时候看科幻小说，成人以后我现在很少看科幻小说，有时候拿一两本翻一下，现在就比较看不下去。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个我还没有仔细想过，这是一个现象。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了——还有武侠小说，我现在也是看不下去武侠小说——那个时候像福尔摩斯，我看了很多，现在都看不下去了。近代的一些科幻小说呢，我更看不下去，前些时候不是《三体》变得非常有名，所以我就买一本来看，看不下去。与这个小说其实没关系，这是与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关系。
《人物》：是因为你觉得科幻小说跟你从事的工作完全两回事吗？
杨振宁：不是，我想原因是因为我对于现实世界更发生兴趣（笑），所以就觉得这个虚构的东西不能跟现实世界比。我想这是主要的道理。对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跟它里头这个奇怪又妙的事情了解多了，就觉得科幻小说没法子跟这个比。
《人物》：宇宙在你的头脑中是什么样的形象？
杨振宁：我想现在天文学已经相当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有大爆炸。有些科学家在研究是不是还另外有宇宙，从科学的立场上讲起来，我完全没有懂，我完全不了解这些科学家所做的东西。我自己觉得从一个大的观点来看，说是有大爆炸，大爆炸后来产生了很多的现象，有了这些现象，就出来了很多的元素，有这些元素慢慢地就出来了一些有机体，然后后来就出来人类，我想这个大概的经过，我觉得大概是对的。
《人物》：你讲过在中学的时候读过詹姆斯·金斯的那本《神秘的宇宙》，你说当时看了印象非常深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感受跟现在的感受一样吗？
杨振宁：当然不能是一样了，不过有些部分是重复的，就是当时是觉得，啊，原来宇宙的物理结构是这么样子的神奇。今天你要问我呢，我仍然觉得是神奇，不过那个时候这个神奇的定义跟今天这个神奇的定义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分别，那个时候神奇就是觉得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当然也是没想到，可是更具体了一些，就发现原来宇宙的结构在有些地方有非常准确的规律。人类第一次知道这个，是因为牛顿的工作。牛顿告诉了人类，说是自然的结构有非常准确的规律，这个我认为是近代科学诞生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以后人类对于自然的了解就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是马马虎虎的，到这个以后呢，就知道这马马虎虎背后有很准确的东西，而这准确的东西，用人类的脑子可以了解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当时（也许）牛顿没问，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个准确的了解可以无限地准确下去？这个我猜想，牛顿当初大概是觉得可以，因为他那时候受了宗教的影响，所以他觉得所以有这些准确的规律，是上帝制造出来的，那么既然有上帝，能够知道这个的话，当然这个上帝就可以控制一切的一切。所以他是有一个上帝的。今天你要问我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人的形象的上帝我是不相信的，至于说我们能不能无限地了解下去呢，我现在采取的是比较悲观的态度。为什么我比较悲观呢？因为我觉得人的脑子是有很多神经元，这神经元的数目是有限的，拿来跟宇宙的这现象来比呢，那又是渺小和不足道的，所以从这个立场讲起来呢，我觉得我现在的看法是觉得我们是做了许多了解，对于宇宙的结构有很多非常深入的了解，可是我认为永远不会把所有的宇宙的复杂的结构都完全了解，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你要让我用一句话讲出来，就是因为人是有限的，而宇宙是无限的，所以没法能够完全了解。
谈文学
「张爱玲是写得特别好，她是一个天才」
《人物》：文学家里边有你特别喜欢的吗？
杨振宁：中国的传统小说，比如是《三国》、《水浒》，这个当然是从小就喜欢看的。当然到了年纪大再看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些小时候没有看见的东西。这些里边所反映的人际关系，反映的人跟人之间复杂的心理是非常深入的。可以说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入门，从这个（传统小说）是比较好的一条路。像《红楼梦》的话，我小时候是看不下去的，我想很多人都会（笑），因为《红楼梦》里头，跟刚才讲《三国》、《水浒》的人际关系又不一样了，我小时候看了，觉得净讲了一些没有意思的事情（笑），可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就了解到人际关系有比我小时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东西。
当代的小说，我看得不多，我倒还没有找出一个特别喜欢的。刚才我跟你讲了科幻小说，我看不下去的。莫言，我看了以后，也许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也没有觉得是写得特别好。
张爱玲是写得特别好。我觉得她是一个天才，非常可惜，她的家境非常糟糕。而且前年我去研究了一下——因为我看了她的这个《小团圆》，然后就研究了一下——原来她跟我的一个很熟的朋友，现在不在了，叫做张守廉，是亲戚。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是同班的研究生，当时同学管我们三个人叫做「三剑客」，一个是黄昆，一个是叫张守廉。我们都是念物理的，后来张守廉改行了，他改念电机，他在石溪大学做了很多年教授，他比我大几岁，就是前年过去的。他跟张爱玲是什么关系呢？张守廉的曾祖父是张爱玲的祖父的侄子，而且我在网上一查呢，还知道原来张爱玲的那支，现在还有人，有一位在河北，也叫张守什么，因为他跟张守廉是同辈的，在河北一个什么地方，我还跟他通了一封信。所以这就是，这个所代表的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念过书的人数目非常少，跟今天不一样，今天动不动是几百万人是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想是一年大学毕业大概只有几千个人，所以这些人这个家族有点关系是不稀奇的事情。
谈人生
「我觉得得诺贝尔奖对我一生没有极大的影响」
《人物》：你35岁就得了诺贝尔奖，这个荣誉贯穿了你的一生，你怎么看这个声名以及它对你的人生影响？
杨振宁：我觉得得诺贝尔奖对我一生没有极大的影响。第一，因为我对我所做的工作还继续发生兴趣，这个与得不得奖没有关系；后来呢，而且做到后来，还有一些成绩，这些都与得不得奖是没有关系的。
我一般的生活当然是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1971年第一次到新中国来参观探亲访问，假如你问我说是我那次来，周总理还请我吃饭，有个很长的谈话，这个与我得诺贝尔奖有没有关系呢，我想可能是有一点关系的。所以从这里讲起来呢，对于我后来的人生当然是有影响的，不过对于我，我自己觉得对于我做学问，对于我做人的态度，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人物》：当时具体的情境是怎样的，第一时刻得到这个消息时?
杨振宁：是这样，我得诺贝尔奖是1957年的秋天，诺贝尔奖委员会打电报给我，可是事实上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就在那一年的年初，吴健雄的实验成功了，她证实了宇宙不守恒的，有点不守恒。那是一个震惊整个物理学界的大消息，所以那个一来呢，包括李政道跟我自己，还有吴健雄，还有，基本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觉得这迟早要得诺贝尔奖。
所以你也可以说那个以后呢，对于要得诺贝尔奖的可能呢，已经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了。然后就在评选委员会的这个电报以前几天，忽然有个瑞典的新闻记者打电话来，他要来我家里头照相，然后他就是说，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得奖，所以呢，我们要预先就预备好照片什么的报告之类的，所以我预先就知道要得奖。
这个事情后来呢，诺贝尔奖委员会改了他们的办法，不预先通知这些新闻记者，我不知道是哪年，反正我想可能60年代开始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人物》：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杨振宁：把它说成优点，这个也许……不要用「优点」这个名词。我想我有一个特点是我自己喜欢的，就是我想我处人处事都比较简单，不复杂，就是没有很多心思，我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尽量做这样子的人。所以你要问我说，也可以说是这是我一个基本处人处世的原则吧。
（抬头认真想了一会儿）有什么缺点，我倒想不出来（笑）。我想我不够……有许多事情不够坚持，不过这个我想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小时候不会写日记，写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来就无疾而终了。有一些这种笔记本呢，现在还有，所以现在我再去看看呢，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再继续写下去。尤其是我看了一些别的朋友他们现在写一些回忆录，他们所以现在能够写那么详细的回忆录，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日记，所以你要问我的话呢，我想我没能坚持这一点，是一个缺点。
《人物》：你多次说过你的一生都很幸运，现在回过头来看，有过比较大的挫折吗？
杨振宁：我想我一生最觉得，说挫折也好，很烦恼，很不高兴的，我想是1947年。那个时候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我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是很有名的研究生，因为我在中国学到的实在是非常扎实的，所以到那里以后呢，整个物理系的老师跟同学很快就知道我物理懂得非常多。可是呢，我做研究工作不成功，第一是我本来想写一个实验的论文，所以就到阿里森教授的实验室，可是我不会动手，所以在里头做得是很不成功。泰勒跟我建议了一些问题呢，我做了一些，后来他跟我都认识到我跟他的兴趣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好的关系，讨论一些物理，可是我不能真正地从他那儿找着好的题目。所以那个时候是我非常不高兴的。那个时候我怎么解决呢，我就自己去找题目。我后来想了想，可以说是那一年找了四个题目，每个题目，别人都不做，我就自己在那儿搞，可是三个题目都没搞出来结果，所以很不高兴。只有一个后来我想出来了一个可以发展的方向，就写了一个短的文章，那个文章后来就变成我的博士论文。
这个经历在我的脑子里还记得很清楚。可是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另外那三个，虽然当时都以失败告终，可是所花的时间绝对不是浪费的，因为后来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回到这些里头呢，三个后来都有了发展。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呢？就是因为那一年里头对那三个问题的了解深入了，那么后来因为有别的东西发展或者是偶然自己又想出来一个新的方法，就能够推进了。假如没有那一年不成功的这个努力，后来就跟这个问题没关系了。所以我一直在跟同学讲，你得对一个东西发生兴趣，发生兴趣以后你得要去钻研，不成功你不一定就觉得这就吃亏了。这个不成功永远是放在那儿以后，是你将来可以在上面有新的进步的基础，这是我的经验。
《人物》：如果从你打过交道的以及古往今来历史上所有的人物当中，选出对你人生最重要或者有特别影响的几个人的话，会选哪几位？
杨振宁：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当然是我父亲，他是数学教授，他并没有教过我很多的数学，不过，他所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家庭环境，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跟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想是受到我父亲处人处世态度的影响所形成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有深远的影响，就是我讲话的态度，做人做事的态度，包括我对研究工作的兴趣跟努力，这些都与家庭环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后来，我1971年第一次回国，这是我一生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会有这件事情，当然与我跟我家庭的关系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事实上我到美国去以后，后来朝鲜战争发生了，中国跟美国就变成两个世界，彼此之间没有交往，可是在那个期间，我还安排了跟我父亲，跟我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三次，在香港见过两次，所以这些都是与我们的家庭整个的关系非常密切的，而这个也影响了我后来人生的轨迹。
最近我在美国的弟弟妹妹他们聚在一起，后来我的二弟的太太，在一个电影上就讲，说是杨家是特别亲密的一个家庭，我想这个话是对的，所以你刚才问我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我想是我父亲。
我佩服的人，我从那儿学到最多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比如说我非常佩服毛泽东，他是了不起的天才，而且是种种天才。可是他的一生跟我的经历完全不一样，我没有从他那儿学到什么东西。我非常佩服邓小平，我有没有从邓小平那儿学到什么东西呢？我想不能这样讲法，不过邓小平是非常务实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也是很务实的一个人，这个倒不是我从邓小平那儿学来的，可是我觉得他之所以成功，他是非常务实的，所以他自己讲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所讲的这些话，白猫、黑猫，这个都是。我并不是从他学到对于实际的这态度，不过我很欣赏他这个。
1929年杨振宁与父母在厦门。杨振宁的父亲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数学教授，他说父亲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来源：《人物》
文｜刘磊
采访｜刘磊 黎诗韵 单琦 陈柯芯 吴呈杰
摄影｜高远（除署名外）
（编辑：谢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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