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定调未来五年金融业发展的“指向标”，此次会议备受市场关注。
会议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新闻通稿中的词频进行统计，“风险”为最高频词汇，共出现31次。
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与此前市场预期的“金融去杠杆”并不相同。但这是否意味着去杠杆的方向已经发生转变，市场存不同声音。
去杠杆从金融转向实体？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中国高杠杆率的根源，并不是金融体系，而是在于“僵尸企业”、地方政府等软约束主体。尽管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去杠杆方面，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但是2017年上半年“去杠杆”的重心却放在了金融部门，这很容易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中国高杠杆率问题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则指出，金融工作会议表面上未提金融去杠杆的问题，但事实上，金融杠杆在过去两年的过快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不论从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来看，还是从稳健货币政策的坚定执行来看，或是从金融监管全面加强的角度出发，继续金融去杠杆都将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7月17日“国是论坛——2017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下称‘国是论坛’）”上表示，金融此前透支了过多的潜力，导致实体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同步增加。从数据看，2016年底整个金融行业的总资产规模是330万亿，而GDP规模大概在67万亿，从金融资产和GDP的比例看，我国杠杆率很高。而杠杆率高意味着负债率不断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导致资本在金融系统空转，刚性兑付的压力不断积累产生流动性风险等，金融领域去杠杆是必然选择。
赵锡军进一步指出，从上半年去杠杆的结果看，金融部门的降杠杆已经发生了作用，而上半年我国经济的超预期表现，也将为接下来的去杠杆提供更多政策空间。
破局地方、企业债务风险
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在“国是论坛”上指出，未来我国不可忽视企业和地方债务过高问题。从统计数字看，中国总体的债务水平比日本等国家低一点，但企业负债率是最高的。近年虽然有了一定改善，但仍有一些地方和企业的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存在比较大的风险。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上述论坛上称：“我国地方债体制机制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地方政府要做事就需要钱，因为没有财权就得突破现有体制的约束额外找钱，所以问题更多体现在地方债发行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目前为止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地方政府举债冲动一直存在。再加上除了专项债和置换债，现在还有产业基金，不少产业基金类似于过去的融资平台，这部分债务隐藏在PPP的外衣下，具体规模难以统计。地方债务风险未来应被高度关注。”
在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中也有明确的处置地方和企业债务风险的表述：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财经青年学会首席经济学家熊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央首次提出对地方债实行终身问责并倒查责任，可以说进一步约束了地方政府发债行为，明确了责任追究机制，各地频发城投债的现象有望缓解。
赵锡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明确的举债责任追究机制将是对地方官员的一个比较强的约束，对于违规举债、超能力举债问题将有一定的限制。但需要明确的是，目前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追责问题，而是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应该一致的制度问题，地方政府做事情需要花多少钱和它有多少钱能够花，这两者之间应该建立起一个机制统一起来。
“但现在还不能一下子建立起这个机制。除了终身追查制的责任约束外，还可以加强政府财政的信息透明度，让投资者更加了解政府债务和还债情况。对于过度举债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该下调评级，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增加政府发债的成本和销售压力。还可以通过地方人大、政协或其他管理部门的软约束来规范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赵锡军称。
（马春园，邮箱macy@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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