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创新必须关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由它们通过技术转化，把源头创新变成可应用的产品。中小企业的特点是市场敏感度高，对需求端把握能力强，但是需要技术创新能力的补充。
在中国的创新版图中，源头创新早已不再是一个新词。
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增强创新驱动源头供给。
在近日举办的源头创新百人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表示，过去十多年，处在追赶期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内企业在模仿跟踪中努力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虽然也出现了像华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但源头创新能力尚未建立起来。
这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缺乏原创性技术和产品的情况下，产业规模不断扩张，造成了一些产能过剩，大而不强；另一方面，当企业走过了跟踪模仿阶段之后，再往前走却找不到方向。
华为称得上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去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华为总裁任正非提出，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教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不管是从必要性还是迫切性来看，源头创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科技发展亟待重视和突破的方向。
在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周路明看来，当前，中国的需求端在快速进步，部分应用场景已经超越发达国家，如果能有效地连结中国的需求端和海外的源头技术，将形成国际协同创新的新棋局，中国人将以新的创造性角色参与其中。
促成连结，也是源头创新百人会致力于推动的事情。源头创新百人会成立于2015年，其任务之一正是整合国际创新资源，链接行业创新需求。
陈清泰提出，“过往人们所熟悉的是开发式创新，如今连结式创新却显得更加重要。”
周路明解释，在早期的任正非时代，行业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企业越是在某一个领域深度挖掘，就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但最近这些年，能够产生机会的反而是不同行业的交叉地带。
“像无人驾驶，既属于交通又属于互联网，同时还是智能终端，在人工智能这个新业态中，出现了很多行业融合的趋势。”周路明说。
国际协同创新：“以用为本”
今年6月，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连同“源创力波士顿创新中心”的数家会员企业赴美国交流，深度考察波士顿地区创新生态，还走访了美国东部和中部的5所大学、12位教授和3个创新机构。“源创力波士顿创新中心”，是源头创新百人会在美国东岸创设挂牌的海外创新中心，也是深圳第一个在美国东海岸设立的创新中心。作为海外源头创新资源与中国产业需求的连接者，波士顿创新中心目标是通过在国际创新链重大节点布局、构建国际化源头创新生态圈。
创新中心高级经理徐杰是全程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个总体的印象是，70后、80后的美国教授们，大多掌握着前沿的专业技术，他们也普遍对与中国的产业合作充满兴趣。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新中心项目主管Colin “Topper” Carew，正是对中国充满兴趣的美国教授之一。
Colin “Topper” Carew当前的研究方向是体验式空间社区，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拥有知识资本、科技驱动力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与中国的合作将会形成多方共赢的结果。未来，中美两国也应该在更多的领域找到合作的方式。
不止是美国，牛津大学计算机系原主任Bill Roscoe已经把他对中国的兴趣变为了行动。不久前，他在深圳指导成立了和信中欧金融科技研究院，从事与产业紧密相关的金融技术研究工作，6月5日研究院已正式投入使用。该研究院聚焦在区块链技术、身份识别与认证技术、安全支付技术以及金融相关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领域的产业化，已经成功结合深圳本土的需求孵化两家公司。
“过去西方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是比较割裂的，我们希望促进中西方的交流，从‘以应用为本’来做创新。” Bill Roscoe表示。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对接国外的先进技术也成为了越来越主流的选择。
周路明说，20年前，中国的企业需求还处于在很低端的位置，与国外实验室的研究差距几乎称得上遥不可及。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企业往上爬得很快，他们开始需要国外实验室的一些前沿、概念性的技术。
中外双方诉求的互补，让源创力波士顿创新中心会员企业此次美国之行收获颇丰。据徐杰介绍，有做OLED服务的深圳公司对接上了从麻省理工学院拆分出来的创业公司Kateeva；有做通讯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投资了美国一家智能硬件企业，并希望未来能寻求产业层面的合作机会；还有做生物医药的企业家，在美国的实验室找到了感兴趣的技术。
徐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内的很多公司正面临着两大痛点，一是技术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需要新技术或产品；二是年轻一代的企业继承人上位，希望为传统的公司注入新的活力。
但从海外的源头创新到中国的产业化，如何跨越中间的鸿沟？陈清泰主张，源头创新必须关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由它们通过技术转化，把源头创新变成可应用的产品。中小企业的特点是市场敏感度高，对需求端把握能力强，但是需要技术创新能力的补充。
“我不主张每一个科技型中小企业都要做成IBM、谷歌，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在之前的产业追赶期造成了大企业崇拜的后遗症，相反对中小企业很忽视，甚至是歧视，未来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应该加强。”陈清泰说。
从“市场换技术”到“应用换创新生态”
事实上，与海外企业或创新机构合作，并不是中国最近才有的新现象。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少数中外轿车合资企业建立，就有了“市场换技术”的提法。商务部原部长吕福源曾解释，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骨干企业，合资必须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我们让出巨大的市场，就有资格要技术、要利润。
但在周路明看来，在那个阶段，并没有真正形成中外互补的局面，中国人的角色还远没有到不可或缺的程度。这种不对等的状态下，以市场换来的也并非真正前沿的技术。
“衣食住行换来的简单产品拉动不了创新，它对源头的技术并无触动。但现在，最大的变化在于，在很多领域，中国的需求已经比发达国家更进一步，尤其是在智能互联网这一部分。”周路明说。
Bill Roscoe举了个例子，牛津大学几乎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金融科技技术，但在应用场景端，中国的二维码把这个技术应用到了极致。
创新技术在应用端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国对Bill Roscoe的一大吸引力。
不止是移动支付，在互联网创新覆盖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出行等领域，中国市场都曾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为什么新技术能够在中国更快地流行起来？除了人口基数庞大外，周路明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说，中国人其实并不保守，相反对新事物包容性强，几乎能无条件地拥抱新技术。某种程度上，中国是最拥有全球化思维的国家。
制造能力则是中国的另一大优势。周路明告诉记者，在美国西部，创新更多集中在互联网和软件领域，并不太缺中国人的角色；但在美国东部，很多创新与材料、硬件相关，他们有着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强烈意愿。
“所以，整个逻辑是，应用端、产业链等优势使中国有了更多的筹码，与海外的源头技术形成合作、协同与交易，让中国能够形成新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态，这个生态或许比发达国家更先进，这对中国来说是更大的价值。”周路明说。
Colin “Topper”Carew也告诉记者，在全球的科创产业格局中，中国不再是一个新手，它已经迅速地成为了重要玩家。
源头创新的核心：科技体制改革
如果仅仅只是引进海外的源头创新，还有一个未能直接解决的问题——中国该如何探索自己的源头创新模式？
周路明告诉记者，一旦与海外技术连结，产生新的创新生态，或许将对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的源头创新模式有所触动，“我们希望能倒逼科技体制的改革”。
如何利用中国快速发展的需求端和应用优势，去倒推源头创新的发展，背后所涉及的是产、学、研之间的相互联系逻辑，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更好地转化。
周路明说，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很多时候，他们做科研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个逻辑从研究一直贯穿到产业。但在中国，发表论文和把产品做出来，二者仍然是割裂的。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大疆创新董事长李泽湘不久前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学校不能只是用论文来评价老师，应该要把论文、教学以及推动产业化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作为评估指标。
另一方面，源头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也对政府规管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久前，百度无人驾驶汽车违章被查的新闻背后，暴露的正是新业态规管问题。
周路明告诉记者，很多基于跨界产生的商业模式出现后，政府的规管将可能比技术更大程度影响到商用。过去的风险投资会尽量绕开政府因素，但今后如何创造性地把政策问题解决掉，使之变成产业发展的机会，这是中国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陈清泰也同样指出，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型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程来看，真正能够实现转型的并不多。中国要迈过这一步，关键要靠改革，包括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
“原则上讲，有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企业就会有什么样的决策。我们长期处于跟踪模仿的发展环境，大多数企业不去创新，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关键是要把适合投资驱动的发展环境转变为更加适合创新驱动的发展环境。政府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后再往前跨进一步，我认为这是可以期待的。”陈清泰表示。（编辑：何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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