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睡眠失控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构建了一个深陷失忆泥淖的马孔多小镇，在这里一切物品和情感都需要附上标签和简要说明。这种失眠症的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而是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像阿尔茨海默病一样的遗忘：“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

这种虚构并不是纯粹的浪漫想象。科学研究已经证明睡眠剥夺与阿尔茨海默病有直接关联。研究表明，睡眠能够清除β-淀粉样蛋白(Aβ)——导致老年痴呆的标识物。睡眠不好，这种物质的清除率就会下降，导致记忆力受损。

现实中的失眠并不是马尔克斯笔下的瘟疫性疾病，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癔症。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张晓鸣介绍，在心理性的慢性失眠里，具有负性思维模式的人比例很高。通过精神交互作用，由于越来越关注，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类人总担忧自己睡不着、影响第二天的行为表现，越来越焦虑，担忧深化，形成逐步加强的恶性循环。睡不好后情绪不稳定，焦虑进一步演化为自责、自卑，或是埋怨家庭。过度恐惧和关注睡眠将导致生活的失序。

北京回龙观医院每天的大门诊量约五六百人，张晓鸣估摸有一半人有失眠问题。来看睡眠门诊的人中，慢性失眠有90%以上。在受访的精神科大夫眼中，慢性失眠者往往有这样的人格共性：追求完美，自我要求高，刻板，易焦虑，有点神经质特性，过度担心后果和未雨绸缪。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孙洪强过去一年看过的睡眠障碍病人五千多例，有老师、公司职员，也有工人。年龄最大的患者八九十岁，最小的才七岁，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女性。

孙洪强经手的病患中，症状最多的是失眠障碍，又叫原发性失眠或者失眠症。其他还有睡眠不宁腿综合症、睡眠中的行为障碍如RBD(睡觉中打人、骂人、大声说梦话)、嗜睡、打鼾等。与睡眠相关的疾病达到九十多种。1990年美国睡眠障碍学会发布《睡眠障碍国际分类：诊断和编码手册》（ICSD）囊括了失眠、发作性嗜睡病、睡眠呼吸暂停、睡眠相位后移症候群(表现为晚睡晚起)、夜惊、梦游症、磨牙、尿床、梦呓等。

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发布的《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失眠的定义被描绘为患者对睡眠时间或质量不满足并影响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表现为入睡困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次数不少于两次)、早醒、睡眠质量下降和总睡眠时间减少(通常少于6小时)，同时伴有日间功能障碍。根据病程分为急性失眠(病程小于一个月)，亚急性失眠(病程在1至6个月之间)和慢性失眠(病程半年以上)。

与睡眠相关的日间功能损害包括疲劳或全身不适，注意力或记忆力减退，学习、工作和社交能力下降；情绪波动或易激怒；日间思睡；兴趣、精力减退；工作或驾驶过程中错误倾向增加；紧张、头痛、头晕等。最严重的失眠者曾因此试图自杀。

为了解睡眠障碍者，我们采访了周围的青年，请他们谈谈晚睡、失眠、嗜睡、睡眠剥夺的经历。他们大多生活在一线城市，职业是医生、老师、文案策划、媒体从业者、软件工程师、自由职业者。

“靠近黑暗太久”

现代电子照明改变了睡眠。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历史学家、《白昼将尽：旧时代的夜晚》一书的作者A·罗杰·艾克奇分析历史记录发现，在爱迪生之前，睡眠被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中间隔着一段夜间的清醒时间，大约从凌晨1点开始，持续几个小时。现代研究佐证了这一发现。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维尔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为期一个月的实验：实验对象每天接受10小时光照——小于通常被人为延长的16小时光照时间。结果发现，在自然周期中，“睡眠时间延长，并分成对称的两段，每段几小时，中间有1至3小时左右的清醒间隔”。

维尔注意到，夜间醒来时，人的脑垂体会分泌大量催乳素——一种与平静感和睡着后或将醒时梦一般的幻觉有关的激素，通常在性满足、母亲哺乳时产生，能改变思维状态。尼克尔森·贝克在创作小说《一盒火柴》时就曾每天4点起床，燃起一团火焰，在家人睡觉时写作，“这其中蕴含着某种简朴而美妙的冥思。我写下互不相干的段落，文思泉涌。”

长夜漫漫，泽类却无心睡眠。在夜晚，他才有紧绷一天之后的散漫。他寻求黑夜的诗意，晚上读书、听歌、发呆是一种“恢复”。白天为工作不得不接触大量陌生人，他感到疲惫。生活完全被职业所塑造让他觉得可悲，他害怕变得平庸。

上周一12点半躺下，泽类怕打扰同床睡的朋友而不敢翻来覆去，只稍微动下手、摇下头或出点声。凌晨4点，朋友突然坐起来抱住头，沉默不语。“你也失眠吗？”泽类问。“你靠近黑暗太久，阴暗能量太强。”朋友答。朋友学中医，替泽类把过脉后开了副药，说他已从阴虚转为阳虚，再不调整作息连中药也救不了他。

媒体从业者不用朝九晚五，泽类常晚睡晚起，明知晚睡和抽烟一样会让自己“短命且死得很难看”。他感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不相配。买不到早餐店新鲜的豆浆、只能用油腻或无营养的宵夜作晚饭让他耿耿于怀，有时他干脆一天只吃两顿。他看起来像个营养不良的病人。

他很少跟人说自己的晚睡强迫表现——这令人“羞耻”，“就像我告诉别人我每天都会割自己一刀一样。晚睡就是慢性自杀。”晚上10点到12点间泽类特别兴奋，凌晨4点才可能睡着。在这之前他看看手机，即便知道屏幕光线可能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由脊椎动物大脑中心状如松果的腺体分泌，通过产生困倦感及降低核心体温来调节每日的睡眠与苏醒循环）。也会怀着至少没有浪费时间的心理爬起来看书，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过去在大学图书馆很高的楼层独自阅读，春秋时分，有风吹进来。

大多数时候，他干躺着。躺着也没什么，只是看时钟意识到已经3点时他发慌，“明天肯定要毁了。”挨到五六点天亮仍未入睡时，他绝望，用考虑“新的一天怎么过？先吃个早餐还是睡到中午？”冲淡绝望感，并开始“不得不过”的又一天。

他想过是不是要找一位长期的心理医生，但因经济不宽裕而作罢。他的一位朋友常通宵看书，读完哲学、儒学读佛学，读了大量佛典后作息大变，开始早睡，每天必定7点起床。一次泽类问那位朋友是否找到了内心的安宁。朋友说，找到了。高质量的瑜伽、灵修班都贵，泽类只尝试过读佛经。但《中论》读了一半他就被绕得不行，看其他书去了。

夜越深越兴奋，到凌晨4点，同病相怜的同行银古才可能睡着。开始他因身体焦虑而失眠，在失眠的过程中他更加焦虑，想着“我要睡着，赶快睡着”，想着明天和今后身体会不会垮。失眠最严重时他看着窗外天亮，急得用手捶墙。白天不困，但他像身中剧毒，有时耳鸣、浮肿、上火、消化系统紊乱。

大学时，银古养成一两点睡觉的习惯，每天睡四小时就够，“适应了混沌的感受。不困，就是迷。”工作后他和同学在北京租房，一起抽烟、打游戏、胡扯，虽然相处融洽，但这种氛围让人感觉“漂泊”。

失眠后他尝试听环境音乐、戴眼罩、喝牛奶、睡前健身，都没用。后来他购买睡眠。吃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无效后，医生给他换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他先吃一片，后来两片，最后三片，第二天头是木的，血管里的血液凝滞了，戴着玻璃罩子似的。断断续续吃了一年药。半年前他搬去姐姐家，两三天后忽然11点多就睡着了。他感到安心、清净，睡眠恢复正常。

“焦虑的投射”

当泽类和银古凌晨入睡时，自由职业者莉亚也许正大哭着爬起完成前日因睡觉而拖延了的工作。对照“Epworth嗜睡量表”，她将自己评定为“过度嗜睡”，但仍疑心只是对工作和生活疲乏。

白天每隔几小时她就困，持续了两年时间。即使保持9点多睡、6点起的作息，白天还是得睡上好久。想强打起精神的时候她猛灌咖啡，一天能喝三四杯。家里常备胃药。

有一段时间她总在晚上8点爬上床，此后的几个小时内她将陆续摁掉事先调好的十几个闹钟，睡不着也依然躺着。放任自己睡了，醒来又常后悔浪费时间。

也试过一觉起来太阳下山。白天的时间一晃过去，她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什么也没干，还跟睡前一样，一无是处。”她看过一本书，里边写道：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撑住不睡需要自制力，调整作息需要自制力，甚至看心理门诊也需要自制力，她统统放弃，继续轻蔑自己。

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张晓鸣治疗过一位因“嗜睡”来就诊的年轻男人，他在北京四号线上开地铁。那趟地铁就他一个人开，倒班上班时他总犯困，害怕自己出差错。张晓鸣跟他谈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他只是机械性地工作，找不到成就感。

张晓鸣开了些临时性的药让他选择性服用，药效四小时内起作用，能让人迅速入睡并在醒后不影响工作，无宿醉感。他坚持一段时间后没效果。最后两人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案——在现有的工作中找兴趣点或换工作。复诊时他说换了份能让自己开心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嗜睡问题迎刃而解。

“嗜睡不多见，要澄清是不是易疲乏，对生活没有兴趣和动力。有可能是发作性睡病，有可能是心理诱因——一些人遇到困境的防御机制是逃避型、幻想型或退化型的。”张晓鸣说。

睡眠是普世行为，但各人睡眠障碍的表现和原因迥然不同。泽类晚睡的习惯养成于大学。抱着成为作家的梦想念中文系后，他发现教授们不会创作，“根本没才华”。有段时间他尝试走学术道路，却发现不同学者间的观点完全冲突，他迷茫于何去何从。

同班女生通宵看韩剧，他在男生宿舍打游戏、煲战争剧、敲电脑键盘的热闹环境中怎么也睡不着。一次他半夜睁开眼往底下一瞥，斜对面铺那哥们儿正趁大伙儿睡觉时看黄片。隔壁床的舍友有时在半夜躺床上和女友聊电话。忍耐不了时泽类会提醒室友，但他们收敛几天又照旧。他怨睡眠被影响，又因这怨气而更难入睡。“自甘堕落”的室友们到大四时陷入找不到工作的困窘中，每晚看招聘信息、填简历、打电话或是风尘仆仆回宿舍后交流找工作心得，正装都没来得及脱下。

读研时他告诉自己不要在意睡眠，这样就不会觉得被影响。他已养成晚睡的习惯，一两点钟睡觉算早的观念替代了初高中时熬夜影响学习效率的想法。宿舍常很晚还亮着灯。一位室友神经衰弱，工作几年后考上研究生，高校招老师有年龄限制，室友成天忧心能否在名校读博，念完博士、博士后是否年纪太大。

深夜，泽类问过他要不要关灯。那室友说，不用。室友戴上了眼罩。泽类再问。室友仍说，没事。室友戴上了耳塞。室友性格内向，怕在图书馆遇到那位拒绝自己表白的姑娘，于是在宿舍学习。一个白天，泽类在宿舍公放音乐，室友便公放普通话唱的佛经以示抗议。泽类没意识到室友的用意，调大了音乐声，室友掏出手机放起另一首佛经。两首佛经唱诵一起响，泽类只好戴上耳机。这时室友猛地拿起鞋子，拼命拍打桌子的边边角角，又用拳头捶了几下桌子。大吼几声后，室友号啕大哭。询问过后泽类才得知一年多来室友的睡眠和学习备受宿舍其他人晚睡的影响。

室友用报纸缠住泽类椅子的四个角，用透明胶缠起来，减小泽类晚上移动椅子的声响，接着坦白，“有几次很想打你。”且每次为了断掉打人的念头，会出门跑十几公里。泽类当晚就搬离宿舍。后来听辅导员说，那位室友得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现在泽类睡觉的仪式有将去寺庙求的红绳结放在枕头下、让床边脱下的鞋子朝着床外的方向。前者为了辟邪，后者是不让鬼通过鞋子爬上床来。入睡难没改善，但很少做恶梦了。梦醒后他常想，在梦里的自己是真的，还是醒着的自己是真的。他对现在不安宁的自己和世俗生活不满，“如果有其他时空存在，有轮回，我会欣慰一点。”

在他眼里，梦挺神秘，一些邪门的事得信。父亲病危时他与母亲一道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一天半夜母亲突然叫了声“人没了”。两个小时后医院打电话来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事后泽类问母亲是否记得说过这句话，她没印象。

董香的梦千奇百怪，但自从当上语文老师后，她总重复一个始终感到恐慌的梦并视为“白天焦虑的投射”：她站在讲台上，面目模糊的学生在底下吵闹。她想叫学生安静但发不出声音，想拿手拍讲台或拿黑板擦砸讲台发出一个响来但依然无声，她无助。

偶尔她特意记下神奇的梦，比如野外一个惊雷即将劈下来时变成她头顶上透明的球体，球体里的电流嗞嗞响。她以为这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与崇拜，但梦里有人告诉她，这只是人类利用高科技在收集大自然的电流。

四五岁时董香怕黑，不敢一个人睡。开着灯的房间偶尔有蟑螂、老鼠爬动的声音。稍微年长些，她看《茅山斗僵尸》和《我与僵尸有个约会》。身边的小朋友不断给她讲灵异事件，告诉她，附近某棵树上挂着长发红衣女鬼。她将夜间的声音与种种见闻联系起来。

父母觉得她胆子小更得锻炼，强制她独自睡。董香诉求无果后承受恐惧不敢睡着，总在即将进入睡眠状态时大脑条件反射般苏醒，直到凌晨四五点天微亮有了安全感才入睡。这个机制至今仍内化在她睡眠中。她估摸着一个月大概只有四五天能睡好，比如手指受伤疼了一整夜没心思想睡眠问题时、失眠太久大脑太累时。

长大后，她跟父母说过自己睡眠差的原因，他们认为她就是“闲得慌”，“体力劳动太少。”他们指使董香洗衣服、拖地，说能睡得好。董香再次哭诉无门。

文案策划贞夫同样一有风吹草动就醒。初中泌尿系统出现毛病，他一躺下就想上厕所。他担心自己二次发育，那时他的性知识获取途径是《家庭医生》杂志。治疗期间他住在家里，想让外祖父陪睡，但外祖父哄他先睡，自己晚睡。贞夫半夜惊醒找不着外祖父便拉外祖父一起睡。舅妈又总在套贞夫话后指责外祖父对孙子辈不公平，外祖父有起床气，会质问他是否又跟舅妈说什么了。火上浇油，他更不敢睡了。

如今贞夫住在深圳白石洲，被惊醒后平时无视的声音——楼下便利店“欢迎光临”的语音、清洁阿姨的扫地声、楼上的狗半夜走动声——在他耳边放大数倍。睡眠浅，他总做梦。记住的梦境大部分是惊惧状态，比如高空坠落、悬崖边缘、封闭空间。大部分的焦虑来自家庭，但家庭问题无解。他用微信文字详细呈现了这出家庭剧：

外祖父之下我是三代单传（请原谅我用那么封建的词），然而我父亲是上门女婿（注：贞夫跟母亲姓）。父母双亲都是农民，外祖父和我舅舅是老师。舅舅舅妈生的是女儿。

矛盾有三：外祖父和舅舅担心我跟我爸走，改姓；我父母两人闹过离婚，成长多少受舅舅一家照顾；舅妈担心祖父把钱都留给我。

“耐受”人群

化野将碰面地点定在北京阜外医院CCU（冠心病重症监护室）门口，他是心外科大夫，30岁，当医生五年。跟微信头像上班前的照片相比，他苍老了不少——部分归咎于值夜班的摧残。

刚开始值夜班时需轮到不同科室，有的科室人员少，值班频率相对高，最多时化野两三天一个夜班。在监护室值班不能睡，分上下夜班，分别从5点到凌晨2点、两点到早上8点。监护室里都是病重者，死亡人数多。那块的医生、护士的工作强度最大，精神最紧张，他们常交流“鬼压床”的睡感。

在其他科室，医生基本上在值班室躺着休息，等护士发现病人有异常情况后通知。在儿科病房值班时能睡比较多，小孩主诉少，稍微有点难受不会特别在意。管成人病房时，有时他刚躺下就被叫起。他常维持在浅睡眠易被惊醒的状态。频繁值班后如果心律不齐，化野和同事们会做个心电图，或者给自己听诊。

护士值夜班基本不能睡觉，“跟传说中温柔的小护士形象不太一样，脾气都比较大。面容憔悴。”在小医院还能趴着歇一会儿，大医院都有摄像头，本来不是针对护士的，但能监控护士是否在睡觉。化野没经历过因为护士睡着或偷懒而让病人出现意外的情况。病人不舒服时按下按钮护士就会醒，还有一系列核查、核对制度，在很多步骤上设置规则以避免错误。

2014年底，“丁香园”推出医生超负荷工作情况调查活动，2402名医生参与调查。与我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相对照，医生群体的工作时间普遍超过这一标准，69.2%的医生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35.0%的医生平均5-6天需要值一次夜班，36.1%的医生可能会遇到一周值两次夜班的情况。

当住院医师时，化野的同学感觉到睡眠剥夺后身体受影响太大，在毕业之际可能选择去不值夜班或半年值一次夜班的科室，比如内分泌科、影像科。护士因为前期教育投入相对少，会有因为睡眠障碍而辞职的状况。

医生对抗困意的办法有喝咖啡、洗脸、上网，但在手术室里犯困却束手无策。一台手术通常需要三位医生、一两位护士。医生不是都同时动手，有时在旁边十几分钟没活干。如果护士需要帮助却发现没回应，她们就拿器械敲敲犯困医生的手。

心外科手术一般三四个小时，化野做过最长的手术是17个小时，中途人员会更换。一个手术室一天安排三台手术，每位医生每天可能要参与一至两台手术，少数情况下得上三台。手术间隙就在上下铺多床位的值班室休息。除此之外，医生早上要查房开药、手术后给伤口换药，做检查、写病历，手术前跟病人谈话、签字。刚到阜外医院的两三个月内，他基本没见过太阳，日出之前到医院，日落之后回家。

大学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念临床医学，选具体专业时他选择了外科，原因是外科比较有“男性气质”而且有救死扶伤的成就感。毕业后他选择了“刺激、高端”的心外科——风险高、需要的技术能力大、随之而来的压力大。心外科手术死亡率是百分之一，而骨科手术或骨外科手术死亡率是千分之一。大部分心外科手术需要让心脏停跳，手术过后再恢复病人心跳，对操作的准确性要求高。

化野没见过衰弱的医生，即便是在长期缺觉状态下经受“刺激”也精力旺盛。“选择这个职业的人群有能力耐受，即便一开始不具备这种素质，也会渐渐被训练出来。”化野说。病人生死的心理压力他能承受，也从未因次日要手术而失眠过，“我上班就该干这事儿，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第二天要上班而失眠。”

但每隔一两个月，化野的朋友圈就会被医生猝死事件刷屏。猝死的医生中麻醉科大夫比例最大，无病史的年轻大夫猝死原因大部分是心脏骤停。麻醉科室每天工作12小时，部分医院没有严格执行麻醉科八小时轮班规则，医生在封闭的手术室里吸入麻醉剂和电刀烧肉产生的刺激烟雾而影响健康。

最近化野就在想自己会不会猝死。从5月份开始，他不用值夜班，被院长挑去当秘书。为领导写发言稿、改幻灯片得熬夜，他上周三天没回家，在医院沙发上凑合睡三小时。去年此时，化野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睡眠剥夺。除频繁值班外他帮主任准备材料参加发布会，两个星期基本没出过医院。他每工作两三个小时就躺下睡一刻钟到半个小时，效率算高。只是去年实践的间歇工作法今年不再奏效，当定好的闹钟响了两次后化野放弃起床，睡了过去。

长期经历睡眠剥夺的医护人员不少都有失眠的症状。刚开始值班时，化野周末能补补觉，现在想补觉都睡不着。他不知是自己老了还是正常生理周期频繁被打破后难以调节回来的结果。失眠有时是因为工作焦虑、情侣关系，有时并没有确切原因。

很多医护人员都吃安眠药，化野吃完后能睡个好觉。周围朋友向他抱怨睡不好时，他建议吃点药，但他们能不吃就不吃。实习、见习时化野去精神科上过课，那儿的医生都说，如果因为害怕副作用而不吃，症状本身带来的影响更大。化野给我看的医学书籍上写：睡眠障碍可能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血糖调节受损、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一项来自荷兰的调查研究显示，与睡眠质量高的人比较，睡眠差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高63%，冠心病的发生风险则高79%。临床干预研究显示，当失眠得到控制后，心血管疾病合并焦虑的发病率减少三分之一。

化野还尝试过喝酒助眠，并对酒精寄予厚望。一开始喝一点就管用，等到三四月份，他每天都喝，最后喝到一瓶红酒或四五瓶啤酒的程度都睡不着，反而伤了胃。于是他换成骑自行车和打壁球，此前一年多他都没怎么运动过。

高中时化野就开始喝酒。一次逃学后晚上不回家在网吧门口睡着，一保安过来拦阻，他抱住保安就哭。保安见状没赶人走，拉着聊天，说自己也挺惨的。化野突然感觉自己这种状态不正常，回家后家人带去看医生，他被诊断出抑郁症。吃了半年安眠药，每晚8点多就睡下。他至今不知当时为何抑郁。

泽类同样有酒瘾，缱绻于酣畅之中。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上一家单位时，他每完成阶段性工作会温好暖胃的黄酒，喝过后沉沉睡去。在醉中，他再也不担心用睡眠时间去焦虑了。既是放空，又是逃避。

在小说《八百万种死法》里，酒鬼马修参加匿名戒酒互助会。人们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讲“最该死的事情”——轮流讲人生故事，回顾酗酒岁月里的记忆片断或讲述努力过上一种清醒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轮到马修时，他说：“我叫马修。我无话可说。”

这话让泽类觉得“酷”，于是放纵自己饮酒。见有作家因写作而喝酒，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状态“不坏”，很接近这些人。今年5月，他仍想用酒缓解压力助眠。次日他忍着恶心上班，同事问他怎么脸都绿了，他意识到身体再也经受不住酒精了。

“无为”与治疗

更多的失眠者聚集在“睡吧”豆瓣小组里。在约定好的采访时间里我联系吧主李明，他没动静。一个半小时后他回复：刚哄孩子把自己哄睡了。

李明36岁，是外资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他从16岁起失眠，有时持续一年，有时几周。现在偶尔失眠后的疲劳也能承受，他拿长跑打比方——锻炼过后身体承受力增强。

有段时间他睡眠很好，感到“空落落的”。“你听过烦恼即菩提吗？身处逆境时你会获得非常多的进步。但当你处于安稳状态时，怎么说呢，你整个人会很空虚。”失去失眠这一对抗物后李明感觉“无聊”，“我为什么能开‘睡吧’？为什么会有这些睡眠知识的演化？能让那么多人走出失眠并且走到现在这个程度——你来采访我？不就是因为我曾经失眠过吗？”

“你会宁愿失眠过而不要一直都睡得安稳？”

“那当然。从失眠中走出来的时候你肯定会认为失眠是福，如果你有机会体会的话。”在“睡吧”里不乏这种想法的追随者，经验分享帖《磨难是上帝的警示》的作者写道：这一次上帝让我重新审视了我，而你们大家，上帝都会给你们安排一场不是演习的磨难在未来的某一天等着你们去战胜。

他将自己从失眠中走出来的大部分原因归结为帮助并理解了其他失眠者，对自己的关注减少。2010年创建的豆瓣“睡吧”小组解决长期失眠问题，有近两万关注者。泡脚、食疗、中医、看心理医生对李明而言都无效，他信奉的理念是：失眠不是病；如果安眠药有效果，是因为安慰作用；面对失眠应该无为而治；活在当下。

“无为而治”的对策是李明自己总结的，没有科学上的依据。他形容这是个“科学实验”的过程。“睡吧”最早提倡认知疗法，让失眠者改善自己的行为，但吸收更多吧友意见和佛法理念后李明改变了想法。“无为”是停止为失眠做努力，“很难。这有点像你非常喜欢一个人，你会为他做各种事情。”

“当人失眠的时候，一只脚就踏入了沼泽地，越陷越深。”李明见很多失眠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查睡眠相关资讯，“被睡眠牵着走。”他认为冥想能将人拉回当下，他用一种大彻大悟的语气说，“只有经历这个过程，你才会非常深刻地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睡吧”里常有用户填完睡眠评估表后呼唤李明帮助评估，李明前后评估过几千人。小组内2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居多，以前求助的只有高中生，现在有了小学生。求助者中还有不少医生。李明因此更坚信“失眠患者应该尽早药物治疗或心理行为治疗”的建议是“误导”，因为医生自己都失眠，尽管他们是其他种类的医生。当我提起有“睡眠医学科”时，他用“有么？”的反问表露出刚得知国内医院进展的惊讶。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睡眠功能检查室在二楼的专家门诊区，候诊区不算宽敞，安放满能坐下约六七十人的塑料靠背椅。工作日下午3点多，椅子满了大半。

全国范围内，像北大六院和回龙观医院这样，配置有睡眠障碍门诊、睡眠病房、有门诊的睡眠功能检查室的机构，孙洪强估计不超过十家。部分二线城市的综合医院有睡眠门诊的，大部分在呼吸科、耳鼻喉科，侧重于生理性、器质性失眠(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有病变)，比如打鼾、下鼻甲肥大、舌后坠。

“以往人们对精神科医院有心理畏惧，科普没有做到说亚健康阶段医生也能帮到你。同时有的精神科医生由于工作量的问题，或者自己对于心理学的钻研不够，他可能提供不了心理咨询方面的帮助。” 张晓鸣说。

人们的观念在转变。回龙观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失眠门诊2016年对外开放，从最开始一天五六个以很快的速度递增，现在每天有一个医生在睡眠中心出诊，一上午十几个病患排得满满当当。还有一部分病人散落在普通精神科、心理科。而在北大六院，睡眠科医生的号是最难挂的，近几年来，看睡眠病的人几乎每年翻番。

一般来回龙观医院的失眠病人都会达到疾病诊断的标准。但其实只要认为自己到了一个困境，张晓鸣感觉可以把心理健康的治疗干预提到前位，“治未病”，稍微往亚健康、亚疾病的趋势来往前推一推。急性期失眠越早治越好，1个月左右最好要看医生。她本人不建议失眠超过3个月才就诊。

根据《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失眠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对于急性失眠患者宜早期应用药物治疗，以新型苯二氮䓬类药物作为治疗失眠的首选药物。对于亚急性或慢性失眠患者，无论是原发还是继发，在应用药物治疗的同时应当辅助以心理行为治疗，即便是那些已经长期服用镇静催眠药物的失眠患者亦是如此。

针对失眠的有效心理行为治疗方法主要是认知行为治疗(CBT-I)。目前国内能够从事心理行为治疗的专业资源相对匮乏，具有这方面专业资质认证的人员不多，药物干预仍然占据失眠治疗的主导地位。认知行为疗法包括保持合理的睡眠期望；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失眠；保持自然入睡，避免过度主观的入睡意图、强行要求自己入睡；不要过分关注睡眠；不要因为一晚没睡好就产生挫败感；培养对失眠影响的耐受性。

在张晓鸣的理念中，认知治疗的目的就是改变患者对于睡眠问题的非理性信念和态度。这种认知偏差通过后天训练是可以改变的。她解释情绪产生的过程有个abc理论，a是外界刺激，c是情绪，中间的b就是认知。从a到c这个过程只有0.06秒，因此人们通常关注到的是情绪而不是想法。当认知出现问题时才会产生焦虑。歪曲的认知有很多种，比如灾难化、过度夸大、非黑即白。把b控制好，就能改变。

失眠患者有自己的对抗方式。有的人喜欢练些气功、放松训练，这在张晓鸣看来都是可行的。作为精神科医生，他们调整的是病人的生活节奏，睡前睡间的行为管理、时间管理，帮助病人用其他方式控制白天的焦虑。

睡觉前形形色色的仪式性动作也成为焦虑本身的隐喻。孙洪强接触过非常极致的人，需要完成泡脚、洗热水澡、放一段舒缓的音乐、调整好光线和温度等一系列动作，才能上床睡觉。这一类的完美主义者甚至有些轻度强迫的表现，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还有人靠宿醉麻痹神经、维持意识不清的状态。孙洪强曾治疗过一男一女，女的每天睡前喝半斤白酒，男的需要喝两斤白酒。酒精可以让人感觉到睡得快，但会剥夺REM(快速眼动)期睡眠，造成记忆力损害，导致早醒。长期喝会形成酒精依赖，不喝就手抖、心慌、出汗，有人还癫痫发作，还有人出现谵妄，意识不清。

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和儿童科主任刘华清遇到的病人自我调整的步骤有练瑜伽、体育锻炼、饮食调整。如果这些非药物治疗没有达到效果，需要专业人员的心理教育谈话、咨询治疗共同协助。如果来访者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倾诉了半小时，医生认真听的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如果一段时间的谈话治疗效果还是不能让他很快睡眠，药物治疗可以快速起效。

接受心理咨询需要时间空闲和费用。在公立医院的心理咨询是便宜的，目前有40、50、60一次几个价位，一次二三十分钟，需要排队。但不是所有的精神科大夫都喜欢和擅长做心理治疗，在刘华清看来，这个比例不是太高。

尽管具有催眠作用的药物种类繁多，但其中大多数药物的主要用途并不是治疗失眠。目前临床治疗失眠的药物主要包括苯二氮䓬类受体激动剂、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和具有催眠效果的抗抑郁药物。

很多失眠患者对于处方药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张晓鸣接触到一位87岁老爷子，吃了30年会导致药物依赖的阿普唑仑，没有人告诉他停药减药。1997年之前没有新型导眠药，只有会产生药物依赖的苯二氮䓬类。有的亲戚、患者之间来回传药，有人从药店买或者拿来一堆国外的药品，有人吃褪黑素、各种维生素，有人去社区医院开一些艾司唑仑——属于传统的苯二氮䓬类，长期吃会有药品依赖，肌肉松弛作用会导致老年人摔倒。

因为失眠导致药物依赖的病例也不少见。孙洪强接诊过的人中，曾有个病人连续半年以上一天吃一百多片的安眠药。她是五十多岁的日裔华人，在日本做高校老师，十几年睡不着觉，查不出任何原因。她吃日本诊所开的药，三唑仑和唑吡坦、硝西泮，每种的建议剂量是1片。从十几片、几十片，逐渐加量到身体已经耐受了，依然睡不好。

在张晓鸣眼里，20到40岁人失眠的共性问题，一部分是疾病，一部分是“睡眠卫生”。过快的现代化节奏打破了人类在过往历史中习得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床对于睡眠的隐喻变得暧昧不清。以前没有现代设施，人们到床上就是性活动和睡觉。现代人上床可以玩手机、玩电脑、听音乐、看电视，有的人甚至在床上摆一小桌子工作，导致这种反射发生了扭曲，但很多人没有主动去自我调整生活和睡眠卫生的意识。

对于这部分人群，在治疗中张晓鸣慢慢会引导他们将床和睡眠重新建立起反射，限制在上床之前的活动和床上的活动，纠正一部分睡眠卫生。上床前的一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床旁不要放表。有些人越看钟表越焦虑，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辗转反侧，越焦虑越关注的循环起来了。想打破这种循环就起床做平时最无趣的事情，等睡意自然侵袭。

“生物-心理-社会”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睡眠的情境是：我不愿和外界有所交涉，也不愿对外界发生兴趣。我去睡眠以脱离外界而躲避那些来自外界的刺激。同样，我若对外界厌倦，也可以去睡眠。睡眠的生物学目的似即蛰伏，而其心理学的目的似乎是停止对于外界的兴趣。

睡眠似乎成为一座天然屏障，隔绝了人的真实内心和外界环境的刺激。而在张晓鸣眼里，睡眠本身的好坏也是人们面对外界刺激的心理征兆，体现出生物-心理-社会三个维度的综合影响。

有时候她认为这种医学模式应该反过来，是社会-心理-生物。在她的诊室里面她一般会从几个方面进行评估，首先外界环境对你的刺激影响是什么，这用来判断你睡眠不好的诱因和持续导致你睡眠不好的环境因素，包括你的睡眠卫生、家庭布置、生活习惯。而从心理层面，她分析外界环境对你有影响的时候，你产生了哪些心理反应，有没有达到疾病的状态。

《睡眠革命》的作者、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描述，“这是一个由精疲力竭所驱动的时代。”现代化筑起了一座座玻璃幕墙和钢筋水泥丛生的城市。密密麻麻的人群早晨蜂拥入密不透风的楼里，下班之后走入长夜，一天几乎接触不到阳光。而研究表明光照不仅对于睡眠，对于人的积极情绪也有好处。

张晓鸣感觉现在大都市的生活节奏很快，沟通的时间被稀释，失眠的人没有机会去跟别人分享他们的痛楚，情绪无法排解。刘华清有近30年精神科临床经验。上了年纪、说话慢条斯理的他感慨现代人在过度透支健康，“现代社会各色利益、竞争、诱惑太多，人们你追我赶。”

大家庭明显减少也为失眠的肆虐埋下伏笔。在过去刘华清生活的年代，小时候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叔叔姨妈舅舅，除了父母，这些人对他均有情感支持和亲情呵护。现在城市里的每一粒原子来自天南地北，人们单枪匹马从边远城镇到陌生的大中城市闯荡，难免孤独寂寞。没有来自过去这种家庭关系的支持，人人为婚姻买房、未来规划等冰冷的现实压力殚精竭虑。

张晓鸣介绍，失眠不是一个纯粹生理或者心理的问题。它是各种因素的交织，在儿童身上会有和家庭环境的交织，在成人身上也会有夫妻关系甚至婆媳关系的交织，到老年人还会有二胎政策的影响。有些老年人因为子女要生二胎或者生完二胎要同时承担看孩子的重任，产生了一种紧张焦虑，有的老太太会整夜不睡。但子女不理解，感觉老人自己太当回事，给老人产生更多压力。张晓鸣前两天为一个老头办住院，老夫老妻要同时看三个孩子，基本上需要忍受乘以6倍的噪音。

没有“器质性”问题(机体某一器官或某一组织系统发生病变)、单纯心理性的失眠叫作“原发性失眠”，目前的检测手段查不出病因。原发性失眠不是没有原因，有些人会有诱发心理因素。与之对应的继发性失眠可以查出病因，失眠作为一种共病或伴随症状。如脑部结构变化、血液指标异常，或者病因是焦虑症、抑郁症，有人因为身体得了疼痛的病失眠，有人因为得了冠心病、脑血管病、心脏病失眠。有一部分有遗传倾向，有的人家族里有精神病史，下一代可能会有失眠症状。在回龙观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看失眠门诊的病人中，睡眠障碍以及抑郁症、焦虑症引发的失眠是最常见的。

张晓鸣崇尚精神分析的中间学派——温尼科特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框架里面，症状都是有心因的。从这个角度理解病人，看待症状和疾病，“很多时候他们的兴奋冲动和心因有关——遇到跟他以前很相似的困境，激发了一些他以前不敢做的反应和表现。”张晓鸣说。

张晓鸣信奉得“病”是一个警钟和修复契机，给人疗愈的机会，让人们看到自己的“伤口”。在既往的人生经历中走的路稍微偏离了正常状态，导致在某个节点上超出了一个范围，这并不意味着常态。一旦失眠或者稍微有一点抑郁，是自我认知的一个最好时机，思维模式和情绪认知都是可以借此自我调整的。

同时医生会带着找寻修复能力。跟着医生治疗半年后，医生认为患者有能力自我评估、自我监测、自我管理了，那就停药看看，但不能停止就诊。她告诉自己的患者，“你以后可能会复发，但是不用太控制它，越是控制它可能来得越猛。你更不能接受。你只需要有能力去体察它。”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原标题:睡眠失控

特约撰稿/双桨 记者/杜祎洁 实习记者/王双兴 关丽明 张宇欣

（除张晓鸣、孙洪强、刘华清、李明外皆为化名。感谢简单心理创始人简里里，章文立，宋布凋，邱苑婷，徐雯的帮助。参考资料：《心脏康复流程》、《24/7 : 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新知：黑夜与睡眠》等）

（编辑：毕凤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