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着两束蓝色脏辫、戴着紫色棒球帽、解开衬衫胸前两颗纽扣，嘻哈从业者徐真真来回奔波在夜色中，出席各地的LiveHouse（小型演出现场）演出。6月24日以后，徐真真再跟朋友去夜场，“那天我感觉我被人拍肩膀都拍吐了，被强行拉着拍照拍到我想躲。”
POP跟他的一指团体小伙伴香菇、阿哲，从“为了囊个理想，我好连面包欢勿”（潮汕话）唱到“我地一路蒲过来，我都算系半个广州仔”（粤语），咬牙负债跟音乐公司解约，计划在今年推出迟来的普通话专辑。6月24日以后，POP身上多了个“打坐仙人”的名号，一手忙着推掉很多演出邀约，一手加快专辑的制作发行。
安大魂因一场地下Battle踏入嘻哈音乐圈，后来跟两名业余从事嘻哈音乐创作的“网友”组了说唱团体中间色。去年，她独自借了个大音箱，“潇洒滚红尘，卖唱给路人”。6月24日以后，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多，“人脉也拓展了，可以继续做音乐，也不用担心吃不饱。”
T.ong辞掉了夜店管理公司的高薪工作，成立了自己的厂牌和商业工作室、签约了北京一家音乐公司，“签约并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要有一个环境、条件来做嘻哈音乐。”6月24日以后，T.ong在广州长隆的演出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专属制作人。
6月24日，是《中国有嘻哈》正式开播的日子，一夜间催熟了嘻哈音乐树上骚动的果实。广州嘻哈音乐在国内萌芽较早，早已汇聚了一批“土著”、“外来务工人员”、过客，他们常年习惯游走于“地下”。网综的春风吹来，他们是迎风绽放，还是被吹散凋零，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探路嘻哈
几乎所有嘻哈从业者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广州氛围比较好”，而徐真真是广州嘻哈圈的“老大哥”。
那是1999年，家住东莞莞城的徐真真是个艺术生，喜欢边画画边听歌，跟所有高中生一样面临升高三的压力。当他跟往常一样走进满是盗版CD的音像店里时，他遇到了《反骨仔》——香港说唱音乐人LMF的知名歌曲。
徐真真有些激动，“他们用简单粗暴的怒吼唱腔讲诉了一个香港江湖故事，打动我的是节奏感和简单粗暴的歌词。”
碰巧在那一年涉足嘻哈音乐的Diamondfreak舞团创始人之一钟羽也回忆：“LMF的主唱是粤语教父级歌手MC仁，当时广州的音乐市场受到港台的影响比较深，说唱也慢慢走了进来。”
就这样，Rap的种子在徐真真心中生根发芽，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摸索与艰辛。
2003年，徐真真和好友Garden组成的说唱乐队M贰发行了第一首单曲《遗忘东莞》，但“发出之后也没有什么反响”。同年，徐真真第一次去广州参加反战音乐节，当时现场只有30几个人，其中10个演出人员、10个演出人员家属、10个工作人员，“相互做对方（Rapper）的观众吧。”
同时期摸爬滚打的还有POP和他所在的一指团体，早些时候他们还在汕头，生涩的尝试着潮语说唱。POP回忆：“当时我还是高中生，香菇在广州即将大学毕业，就跟Rapper、DJ在汕头开了一家服装店，兼卖打口碟（CD、VCD、DVD），就开在我们学校附近。”
一指团体成军时整个汕头只有十五六人在玩说唱，他们都是一指团体最早的成员。“主要是学生，毕业的有工作或在投资项目，都不是全职在做嘻哈。”POP说。
但发行专辑的念头一直盘踞在香菇的脑海里，他是一指团体中最早全职从事嘻哈创作的人。2008年，一指团体迎来首张纯潮汕话专辑《大吉利是》。香菇说：“出了专辑之后有部分成员有演出，靠几个人的低廉演出费根本不够维持，两年时间团员大量流失。”
磕磕绊绊走到了2014年，一指团体在潮汕地区小有名气，POP、香菇、阿哲决定签约音乐制作公司去到广州，他们认为“这里市场大得多得多。”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年半的冷藏。头戴黑色鸭舌帽、一直抱着手提电脑甚少插话的阿哲一语中的：“有人问我一指团体是不是解散了。”
“一年半只有一次演出。最后我们倒贴5万多块钱解约，等于自愿进了冰箱，出来还要交冷冻费。”香菇自嘲，“更重要的是这两年其实是国内嘻哈歌手快速成长的时期。”
即便如此，百年历史的LiveHouse、特色酒吧街、包容嘻哈文化的潮流群体等，都是潮汕地区不具备的。一指团体依旧要留在广州，“慢慢学识饮早茶，一盅两件加份报纸。”
安大魂则是地道的广州人，她对LiveHouse、地下Battle不能再熟。她告诉记者：“那一次比赛只有我一个女生，我觉得很酷，虽然没有拿名次，但认识了很多说唱界的朋友。”
Battle就是两个说唱歌手比赛，DJ放一个伴奏，歌手即兴想词语、用说唱的方式去“攻击”对方。这是说唱最习惯的“战斗”场所，类似的对决全国都有，主要场所是酒吧、LiveHouse等，比赛时间一般是在夜晚甚至凌晨。
安大魂已经很久没参加Battle，她在2013年跟两名嘻哈爱好者组了个团体叫中间色，一个成员在湛江，在水务局工作，一个在广州，是个律师。去年，安大魂开始街头卖唱。
走出“地下”
徐真真最近有点忙，商演、发专辑、跟歌手袁野合作歌曲等，这一切都是徐真真意料之外的，“我感觉我真的要红了。”他说，“现在我演出身价已经接近6位数，被安排在最豪华的酒店，邀请我们演出的人素质也越来越高。”
POP的微信每天都有新的好友申请，“都是来找我做演出的。”7月7日，一指团体发布一张团队成员各自的作品合集，计划今年年底还要发一张普通话专辑。“国内每个城市都有一些有潜力的rapper和代表作浮出，关于嘻哈性质的演出也越来越多，跟我们刚开始相比都不是一个档次。”香菇说。
节目播出之后，商演、合作、演艺公司纷至沓来的情况也出现在安大魂身上。她则刚刚拒绝了一家音乐制作公司的邀请，“演艺公司收入会稳定一点，但是会没了自己的时间，我想多做一些作品出来。”几天前，她填了一张表格，有机会参加国内某大型知名综艺节目。
T.ong很少来广州，这一次是受到了广州长隆的商演邀请。他在2015年成立了自己的厂牌AwesomeMusic巨棒音乐，成员数量一共有16个人，也有自己的工作室。“我之前就签了一家北京公司，他们在节目播出之后也签了一些歌手。”
瞬间走红的他们对自己的新生活多少有点不适应，而旁观者对他们的爆红不掩隐忧。
“嘻哈歌手的生活状态、概念理解不健全，会有一些价值观不好的因素。”钟羽直言，“我并不觉得嘻哈一定会没钱，但是有些嘻哈歌手喜欢拿这些标榜自己：歌写的好就好，不需要包装，商业跟文化是冲突的，商业的就不real（真实）。”
民谣故事、Hiphop世界负责人王悦的担忧则来自于嘻哈传统的圈子文化或将面临洗牌。他眼中的广州嘻哈圈之所以可以起步早、孕育一批老牌嘻哈歌手，是因为广州人务实、抱团，讲究圈子文化。加上粤语要么是流行歌、要么是说唱，民谣、摇滚本身就很少，音乐形态不多所以说唱音乐很容易萌芽发展。
但也因为广州人务实，对于音乐形态要么很喜欢、有闲钱，要么不喜欢、不去，广州的不少音乐演出票房以前一直很难卖动。
“广州可以说是一股势力的发源地，厂牌、团体可以独霸一方，别的团体进不来，你要去其他城市吃得开也很难。节目走红之后大家都明白武汉、重庆等都是嘻哈重镇，城市的边界在缩小。”他说。
（编辑：张伟贤，如有意见建议请联系：zhangwx@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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