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的《哦，香雪》是当代文学的名篇。在那一切看来还那么美好的80年代，火车开进闭塞的小村庄，带来“北京话”，带来铅笔盒，带来“现代”。课堂上，99年出生的大学生不明白，为什么吐着白雾的绿皮火车会象征着现代？后来有人恍然大悟：是不是就像今天的高铁？

对，高铁。快速、便捷、光鲜的高铁。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足够现代，就看它有没有通高铁。高铁时代，中国人都变成了说走就走的乘客，小时候在电视剧里才能见到的现代化车厢好像咣当一下子就掉在眼前。如今，我们坐在座位上，盯着列车上方不断变动的速度数字，多少会生出一些身为当代人的自豪吧。

我们获得了速度、卫生和文明，却少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高铁上没有舌灿莲花的推销员，铆足了劲儿向乘客兜售新疆的蓝莓、广西的药酒、内蒙的奶酪和一种叫“闷倒驴”的原浆。高铁上也没有推开窗户就能买到的德州扒鸡、嘉兴肉粽、周村烧饼和哈尔滨红肠。我没再见过围坐在一起打扑克侃大山的陌生人，也没再见过坐在麻包行李上一起喝小酒吃花生的陌生人。仿佛一夜之间，乘客变得比过去矜持了许多，一落座就掏出手机，打开电脑，塞好耳机，如果前后没有捣乱的熊孩子，就可以一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当我打开王福春的摄影集《火车上的中国人》时，那些有关闹哄哄的火车和闹哄哄的人际关系的记忆，一下子苏醒了。这是90年代的列车。144张黑白照片拼接出一趟漫长的旅行。火车进站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往上挤，有的人干脆从窗户里爬进去。车上一座难求，有人趴在行李架上，还有一家四口睡在过道里。一位男子的姿势最为奇特，他光着脊梁躺在窄窄的椅背上，两手抓着行李架，四脚朝天，仰面八叉。即便已无立锥之地，总有人不乏闲情逸致，一桌围着打麻将，另一桌在下象棋，三位妇女在织毛衣，还有一位刚割了双眼皮，揽镜自照。一对情侣面对面睡在一张硬卧上，姑娘鬓挽乌云，眉如柳叶，正深情地望着小伙子。而列车怎么能没有小偷？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右手铐在栏杆上，他盯着镜头，有点窘迫，有点茫然……

这还是本有味道的相册，方便面的香味，厕所的臭味，过道的烟味，小桌上的瓜子味，排队梳洗的起床味儿，全都从照片上飘出来。说也奇怪，这样拥挤、喧闹、甚至有些脏兮兮的车厢里，人们的宽容度却很高。一家人把光屁股的婴儿搁在小桌上，一位母亲给一个尿急的小男孩用空易拉罐接尿，一个暂时找不到妈妈的婴儿把光着上身的爸爸当成母亲，正在吮吸他的乳头，那些偶尔入镜的陌生乘客，也乐呵呵地瞅着。从照片来看，熊孩子和乘客之间的关系，远不像今天那么剑拔弩张。俗话说，百世修来同船渡，美国西部片《关山飞渡》里，乘马车越过印第安人领地的过程当中，一位孕妇冒险产下的女婴成了所有人眼里的“小淑女”，而这些火车上蹬腿蹬脚的小孩子，也会被视作一车厢的宝贝吧。

王福春一直在铁路线上拍摄，一拍就是40多年。《火车上的中国人》选了拍摄于1986年到1999年之间的照片，构成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微缩景观。陈建华教授在他的新著《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里写道：“谁不曾和火车打过交道？但是，人来人往，牵挂神伤，宾至如归，看到记得的无非是人。”陈教授笔下从晚清到民国的文人，津津乐道于火车上的艳遇、奇遇、滑稽剧，然而大多是冷眼旁观，即便是眼光向下的人道关怀，也常常纠缠着身份焦虑。《火车上的中国人》的摄影师与乘客之间的关系，似乎要透明许多。虽然王福春也曾惭愧于照相机的侵略性，但在单反和智能手机没有烂大街的90年代，摄影师身上仍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权力，摄影未曾“去魅”，普通人对隐私和界限也不那么敏感，故而他们镜头下的人对照相机还保有一分热情。

这本影集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也留下了一代人的生活简史。搪瓷缸，健美裤，砖头似的大哥大，印着迈克尔·杰克逊像的文化衫，这些90年代常见的器物，今天已经成为“文物”，陈列于民间博物馆了。而那些快乐的、豪爽的、劳累的、艰辛的、淳朴的、时髦的、贫穷的、热心肠的中国人，也一一定格在摄影师的镜头里。

《火车上的中国人》的最后一张照片，是1986年的哈尔滨车站。列车到站，乘客下车，匆匆忙忙涌向出站口。人们背对着镜头，戴着帽子和头巾的脑袋密密麻麻地挨着，地上有残雪，还有口鼻呼出的白茫茫的热气。看着这张照片，我不禁有点怅惘——也是历尽千辛万苦，他们才挤上这趟列车，而今要出站了，他们又会去向何方呢？(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