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于学军:中国金融风险从何而来?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王晓 北京报道
2017-08-24 17:23

“中国的金融风险的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8月24日,在新浪财经主办的“2017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以“中国金融风险的防化问题”为题发表演讲,并做出上述判断。

中国金融的风险从何而来?于学军从四个方面阐述。

一是2008年以来我国长期持续的货币信用巨额投放,是金融风险积累的重要外部环境。

于学军表示,纵览全球金融发展史,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发生的金融危机,均为在此之前货币信用的过度膨胀所为,都有一个货币信用长期持续扩张并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一旦引发资产泡沫化并使通胀压力快速上升,货币信用扩张也就走到尽头,甚至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紧缩性政策,往往又是刺破资产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而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并常常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端。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中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日趋复杂,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加大。

第三,金融监管的能力建设,跟不上金融业整体发展的变化与速度。

第四,移动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政府的管控能力面临严重的挑战。

以下为演讲全文:

这一个时期,关于中国金融风险的讨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般标准性的说法是:中国金融风险突出、乱象丛生。我也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的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根据论坛所讨论的议题,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金融风险的防化问题”,防化即防范和化解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金融的风险从何而来,或者这么多的金融乱象是如何形成的,现在中国为什么会积累这么大的金融风险?二是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限于时间关系,我重点就第一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开门见山,我从四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第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长期持续的货币信用巨额投放,是金融风险积累的重要外部环境。大家知道,这场国际金融风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甚,对全球经济形成广泛的强烈冲击,并且危机后深刻深远地改变着全球的发展格局。为了抗击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当时中国政府紧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刺激性经济政策,旨在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拉动日渐乏力的经济增长。这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当时推出的所谓“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同时,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将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初期的17.5%连续下调为15.5%,中小型商业银行则进一步下调为13.5%,分别下调2和4个百分点,从而在短期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致使货币信用巨额增加。

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为例,当年猛增10.5万亿元,增长幅度达到了33%!而在此之前每年的贷款新增额最多(2008年)未超过5万亿元,2007年则未达到4万亿元。这就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2009年的贷款新增额约为以前年度的2-3倍。而之前的2002-2008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过热、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并施以紧缩性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时期,由此可想当年的货币信贷投放有多突出!除了巨额的放贷行为之外,还体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表内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当年猛增3.3万多亿元,也是2008年新增额的2倍以上。

这些行为反映在货币供应量上,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M2猛增27.7%,狭义货币M1更是剧增32.4%;而2009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增长99.3%,全年达到13.9万亿元。

以上所列举的主要数据都表明,2009年是中国货币信用巨额膨胀的一年,并从此将中国的货币信用基数推上一个“高台”,这极易造成以后年度参照系发生误会或误判。

回顾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令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它居然持续了这么久,至今已历经九年,但是全球经济金融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其阴影。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环境与危机前相比已大相径庭,并持续承受着长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出台了多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旨在稳定经济增长。具体有:一是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二是发明多项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里边最令地方政府津津乐道的就是债务置换;四是推出重点建设基金,专门用以解决地方政府投资当中的资本金不足问题,也注入了大量资金。

我们没有必要分别细数上述各项政策措施所投放的巨额流动性数额,仅从总量上分析其最终的结果。截止去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多亿元,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8倍;狭义货币M1则达到48.7万亿元,是2007年的近3.2倍。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来看,2007年末约为53万亿,2016年末则达到232万亿,九年翻了4.4倍,膨胀速度惊人。其中,境内本外币贷款由2007年的27.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112万亿元,同期也增长4倍以上。同时,银行的贷款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房地产信贷迅速增长,成为银行业重要的支柱性业务,其规模由2007年末的4.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26.7万亿元,同期增长近5.6倍;房地产信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由2007年的18.3%上升为2016年之后的25%以上。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危机后房贷大幅增长中又以2009-2010年和2015-2016年两个阶段最为突出,前两年分别每年新增2万亿元以上,后两年则分别新增3.6和5.7万亿元,占当年新增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0.9%和25.3%、30%和45.2%以上,这也正是这两个阶段全国房地产市场为何出现暴涨的重要推动力量。

所有以上例举的货币信贷数据均大幅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致使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即M2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1.51倍快速上升为2016年末的2.08倍,即M2的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额的二倍多,这在全球大的经济体中早已“一骑绝尘”。

在这些变化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银行投资类资产快速扩大,至2016年末已达到62万亿元,较2007年增加51万亿元。其中,近两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及新兴货币政策工具的大量使用,致使银行业投资类业务出现爆发式增长,2015和2016年分别新增16万亿元和13.8万亿元,各增长50.5%和28.5%,也是正常年份新增额的2-3倍。伴随着货币信用以及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巨额扩张,导致中国的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现已成为海外媒体谈及中国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

纵览全球金融发展史,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发生的金融危机,均为在此之前货币信用的过度膨胀所为,都有一个货币信用长期持续扩张并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一旦引发资产泡沫化并使通胀压力快速上升,货币信用扩张也就走到尽头,甚至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紧缩性政策,往往又是刺破资产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而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并常常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端。

第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力推进,致使中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日趋复杂,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方向,但客观上却使境内外市场联结起来,造成人民币汇率、利率等的影响因素增加,难以自如地施展调控政策。同时,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业务结构、资产负债表管理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管理难度随之加大。

第三,金融监管的能力建设,跟不上金融业整体发展的变化与速度。由于货币信用持续巨额增加和膨胀,必然反映到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并使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业务、新产品层出不穷又花样百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逃避调控和规避监管,即所谓的“监管套利”。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往往跟不上金融机构无穷无尽的创新变化,监管能力建设明显不足。

第四,移动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发达程度甚至超越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这使政府的管控能力面临严重的挑战。科技渗透到金融业,或金融业使用科技手段,两者的结合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金融科技(Fintech),金融科技或互联网金融常使金融活动脱离开原有正规金融的范畴,扩展到社会各行各业并广泛推广使用。最典型的是第三方支付和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还常被一些社会集资活动加以利用,渗透力超强。最突出的案例,就是近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泛亚及e租宝等非法集资事件,涉众上百万,横跨多个省市,这与互联网出现前的社会集资活动简直无法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

针对金融乱象对人们感官上的影响,我从四个方面加以概括、分析,不一定全面、深入、准确。限于时间,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

(编辑:曾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