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当我们老了，能否老有所依？这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许多人感动于汪峰在《春天里》摇滚中，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的呐喊，怎么办？但是我们必须要真诚面对这一问题。
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之一是社保的历史包袱问题。中国社保体制存在享受社保者未足额缴费甚至未缴费的问题，这是上世纪90年代重建和计划经济时期显著不同的社保体制时遗留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在于，这个历史包袱的缺口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口。一是近年来社保人均支付水平不断提高，二是社保不断向农村扩展，并强调城乡社保体系的并轨，社会保障资源要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并以更高水平支付。
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之二是中国的人口数据精确度。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普查数和修正数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口和统计部门必须要拿出有说服力的数据和方法。
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之三是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离退休年龄不提高，预期寿命的提高必然意味着社保缴费没有增加，领受年限和水平却不断提高。这对社保体系而言意味着平衡收支难度加大，收有限而支出增加。199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为68岁，到2016年已高于76岁。这鲜明反映了国人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的长足进步。老而寿于个人是好事，于社保系统则未必。从事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乐观地认为，人类处于征服大多数癌症和提升人类寿命的转折点。即便没有这种医学奇迹，中国人每五年平均寿命提升约1岁，也足以使社保体系负担加大。
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之四是基本养老水平的攀升。以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社保的广度似乎比强度更重要。但在不到15年间，社保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双双迅速提高，同步甚至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从养老金调整看，多以GDP增速而非CPI等综合物价因素，为比较基准。导致了一些领域，在岗和退休人员薪酬差异甚小甚至倒挂的奇特现象。再加上全国联网的就诊数据和电子病历推动较缓，分诊较之分级为缓。这导致了大城市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中小城市非优质医疗资源有所闲置。社保水平必须要适合中国国情国力，这应是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之五是中国的财富创造和发钞节奏已今非昔比。当前中国经济已有了变化，中高速增长取代了以往动辄10%的高速增长时期，较低物价和较低增长，也使得央行的发钞节奏大为放缓，未来广义货币年均增速维持在个位数的可能性很大。中国经济创造财富增量的节奏在放慢，在职的年轻人无力为退休的老人提供更丰厚的社保供养。同时也意味着，社保基金的归集和积累规模会放缓，没有办法用新钞覆盖旧缺口。
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之六是三大支柱的严重失衡。就政府基本养老、企业年金和商业寿险三大支柱来看，美国的比例是10：60：30，企业年金和寿险的重要性，远超过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在中国则是政府基本养老占比超过80%，年金和寿险不足20%，考虑到建立企业年金的往往是国企，从养老金领受人群看，可能90%以上的老人退休后，倚赖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而生活，偶尔会有一些子女赡养金。美国老人能够接受生老病死是自己的事情，需要企业和自己谋划，政府只能低水平地兜底。中国现有的基本养老金一支独大，潜台词是中国老人将生老病死的主要责任，几乎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这种观念本身就要抛弃。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并不仅局限于此，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渐进性、跨代性和积累性，再考虑到中国有尊老的习俗，如何维持一个和国情国力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一个不太受欢迎甚至容易招致批评的话题。这个话题容易上升到道德层面，而非理性筹划层面、涸辙犹欢的苟且感，压倒了未雨绸缪的思量。中国需要做出选择和改变，怎么办？
思路之一是不要盲从西方的福利体系。暂先不提文化、家庭和长幼之别，看看西方社保体系的实际状况吧。北欧是例外，日本政府赤字积累至今，令全球金融圈关注。北美老人的晚景凄凉也显而易见，奥巴马医改几乎使得中产阶级一蹶不振。西方公共医保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各国有各国的难处和特点，中国社保体系的路怎么走，要看自身国情，吸取西方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思路之二是弄清中国人口的真实状况。需要从历史和方法的角度可解释归因，让人口统计的方法和数据逐步精准化，厘清和修正系统性偏差。如果数据有需问责的问题，那么相关职能部门和官员就应当受到问责。
思路之三是倡导理性的养老观和死亡观。对国人而言，在养老时，意识到如何安度晚年首先是自己的事情，其次才是政府和子女的事情，并不容易。政府的包揽，尊老而不是悯老的习俗，使得年龄成为得到尊重的依据，容易导致公共资源被不合理使用，尤其是向高寿者的倾斜。在医疗领域同样如此，据说一个人一生的医疗开支，大约有50%是在临终前6个月集中消耗的，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子女竭尽全力抢救弥留者已成为不言自明的选择。如何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国民普遍医疗水平的改善，而不是在妙手回天之事？需要在国民中倡导理性、乐观、坦然的养老观，直面生命和死亡。
思路之四是逐步调整退休年龄。国民预期寿命的不断提升，社保缴费年限被锁定，领受年限和水平则不断提高，这样的体系终究是不能持续的。一是调整退休年龄，实施弹性退休制。二是将基本养老给付水平和缴费水平挂钩，多缴多领。三是将养老金发放调节机制和物价挂钩，和经济增速脱钩。四是坚持强基础、广覆盖、低水平，整合提高统筹水平，逐步化解碎片化问题。养老领域更应做的是一碗水端平，而不是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思路之五是及时开征遗产税。如今老人多了需要保障，政府寅吃卯粮不是办法，中国的社保税率几乎已是全球最高，再提高“五险一金”的计提也不现实，较为可行的方式，就是通过居民财富的再分配缓解社保压力。完善个税和开征房产税都能增加税源，充实地方财力，但这些税种的征管比较困难，并且影响到社会总体的福利状况。遗产税不影响活人的利益，西方所说的“死亡即交易”也显示出征管环节的设定简易可行。政府以此弥补社会保障资源的不足，或许不失为无损社会安定、有助贫富相助的可行之道。
思路之六是加速完善社保基础大数据。技术进步给予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以诸多便利，中国老年人口群体如此庞大，涉及到的养老金账户，医保账户同样庞大，这些账户体系内资金的拨付、账户转移、授权使用等同样是个浩大的工程，如若不加速完善社保基础大数据，也许会出现“死灵魂”问题，会出现异地诊疗费用支付结算不畅的问题。社保基础大数据不仅有助于老年人的自由迁徙，也会对民政救济和精准扶贫大有裨益。中国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必然以基础大数据为根基，这个事情宜早不宜迟。
思路之七是设立省际平衡基金。养老并不是地市或省份自顾自的事情，而应当是全国一盘棋的安排。当下劳务输出大省吃亏了，而劳务输入大省占便宜了。年轻务工人员为发达地区奉献青春和才华之后，往往难以将其在异地缴纳的社保100%地转移到家乡去最终养老，在可预见的未来，要将社保账户做到充分的可携带性仍将十分棘手。考虑到跨省劳动力流动规模巨大，有必要设立省际平衡基金，从中央层面以透明的制度化安排，使劳务输入省合理分担劳务输出省的社保包袱。
思路之八是完善养老基金的市场化投资机制。中国社保体系的多重约束，老龄化难以改变，领受年限的延长难以改变，社保税率难以再提升和替代率难以再降，中国经济增速和居民储蓄率也大致平稳，不会显著提升。这些决定了养老金的汲取难扩，发放难抑，如何努力弥合长期动态缺口变得至关重要。除了调整三大支柱，通过递延税制改革等举措，推动企业年金和商业寿险、商业医保的不断增强之外，已积累的社保资金如何通过优化投资组合实现增值保值也变得至关重要。考虑到社保基金的长期性和积累性，年化复合收益如有2到3个百分点的差异，积累30年后，可能会导致给付水平差异1倍。对社保资金投资收益率排位在末位25%的省份，可否将这些省份的部分社保资金，转由投资业绩上佳的全国社保基金代为投资？对社保资金的个人账户部分，可否建立社保基金合格投资人机制，由个人自主选择优秀的合格机构投资人，代为进行个人账户资金的投资？完善养老金的市场化投资机制，是高效安全的社保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必须要做好应对全球最大的银发浪潮的冲击的准备。我们既需要向智能机器人探寻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也需要一个老而弥坚的社保体制。不仅需要在政策层面上未雨绸缪，调整夯实。文化角度，国人的生命观、死亡观也要有相应的准备。而首先我们需要真诚面对老向何依的问题，如此才能做到老有所依！(编辑 李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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