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剑桥学者的感叹：中国崛起，为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 雅克认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会以一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颠覆西方国家200余年来的主导地位。

我们很快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思想却依旧沉浸在旧世界之中：我们早已习惯了现在这个世界处理问题的范式与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而非变化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却很少设想世界是否还会呈现另外的模样。

马丁• 雅克所著的《大国雄心》一书

西方经验的狭隘性

以全球化为例，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其他国家日益西方化的过程，即接受自由市场、西方资本输入、私有化、法治、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大压力，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呈现出融合和同质化的态势，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例证。

然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形成了强大的全球化反制力量，对本国的家庭、政府和公司等进行形塑，使其各具特色。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它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

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固然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例如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大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

马丁• 雅克(Martin·Jacques)

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无休止的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政治压力等力量使世界不断融合、趋同；另一方面，各国、各地区又不断呈现出离心化和本土化态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的、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但从那之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

结果，发达国家与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区分，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目前都被视为发达地区。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抑或是兼而有之呢？显然，趋同的压力将导致前者，而离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又将导致相反的趋势。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即走西方的道路，接受西方的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如法治、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规范。此外，那些自认为比他人更加先进、更加文明的民众和文明通常都觉得，落后的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仅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4 个国家为例，届时它们在本质上几乎与西方无异。

这也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设想的未来。福山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

如果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有别于、甚至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其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

在20 世纪下半叶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才具有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也只有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路径。但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日本是一个特例，“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 世纪70 年代才开始工业化进程。但1945 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强劲对手，到20 世纪80 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日本在这一时期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 战败后一直被美国占领，直至1951 年。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制定的，无权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日本的安全防护不得不依赖1951 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日本的主权也受到了限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却依旧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至不久之前，除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全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言之，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笔下的“欧洲分支”（European offshoots），即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

实际上，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些现代性经验或是欧洲的，或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

然而，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在过去的200 多年里，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那些拥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的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就越发明显。

中国影响力不限于经济

我认为世界上并非仅有一种现代性的模式，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全新的、独有的特征之一，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直至20 世纪50年代末，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70 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

一些特征曾或多或少地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和大洲，如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

1950 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3倍，所有亚洲国家的2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

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截然不同，中国从来就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直到不久之前，西方还存有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

过去30 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也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制度，现存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

然而，所有的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 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

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 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届时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

然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必然会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中国也必将成为具有统治性的力量。

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久，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特征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

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剔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乎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东亚国家虽然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这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

根植中国历史的四个主题

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首先，不应该仅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中国是这样自我定位的和被定位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但只在20 世纪才开始自认为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认同早在中国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

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认同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深知界定自己身份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作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等而化之，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最初一定是由众多民族组成，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占中国总人口92% 的汉族，却坚信中国是由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构成的。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同化。

19 世纪末叶，处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

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 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中。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

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

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

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此角度来看，东亚更是如此，已经处于被重新建构的过程中。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的根本性误读。

两千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但中国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

所以，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知，也为中国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区别开来。

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自己的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其崛起为世界大国，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中国也是如此，也必将如此。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究竟会接受现有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

自1978 年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寻求完全融入现有国际社会之中，并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

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曾指出：“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加入者。只有当前美国主导的秩序不同：它更民主而非独裁，从而使得这个秩序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包容性、合法性和持久性……它拥有广大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从而富于拓展性。它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实力增长的同时，又对成员保持一定的约束。这就使得这个秩序很难被颠覆，但可以轻松融入。”

伊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替代。

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鉴于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自身又与西方迥异，因此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

马丁•雅克是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系高级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本文节选自其著作《大国雄心》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编辑：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