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 姚前
2017-11-08 07:00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 姚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在经济建设方面,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报告还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报告肯定了“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报告的这些判断立意宏远,精辟深邃。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就必须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从粗放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精细的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让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和发挥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而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等信息技术创新,刚好为我国经济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带来了重大契机。这一历史契机不容错过。

因此,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的顺势之举、应时之变,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进我国经济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在新时代,金融如何更好地助力新型经济形态发展,更好地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培育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应是我们作为金融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货币则是经济核心的核心,是流通在经济血脉里的血液。而法定数字货币堪称金融科技皇冠上的明珠,对未来金融体系发展潜在影响巨大。我们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数字金融,更需要法定数字货币。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对于助推数字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法定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

根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数字经济正在经历高速增长、快速创新,并广泛应用到其他经济领域中。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法定数字货币对于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数字经济提质增效。十九大报告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有助于创新货币发行、流通和调控方式,从而有效提高数字经济交易效率,降低数字经济交易成本。比如法定数字货币的数字签名技术可以做到交易的防抵赖,还可提供可控的匿名性,保护合法用户的隐私,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的交易环境。在资金支付上,法定数字货币可以进行点对点即时支付结算,方便快捷,省去中间方对账、清算、结算的流程,自动化执行,降低支付成本和错误率,提高支付效率。法定数字货币的可编程特性,可以丰富货币的应用场景,从而大幅拓展数字经济的内涵空间。一句话,法定数字货币技术将有助于解决现行模式下的金融行业“痛点”,优化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安全保护,从而增强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数字经济普惠共享。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强调,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普惠共享,提升民生福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普惠经济需要普惠金融的支撑,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倡“与金融行业合作,探索发行数字法定货币对普惠金融的益处”,将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也是各国央行积极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充分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加大金融服务对农村、偏远地区、弱势群体的覆盖,为这些受限人群提供一系列合宜的、负责任的金融服务,让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更加充分、更加共享、更加普惠。

第三,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数字经济宏观调控。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有着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的运行模式和特点。这就要求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目前,“双支柱”调控框架仍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与应用,理应紧跟并更好地促进这一进程。比如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及相关技术属性可让中央银行追踪和监控数字货币投放后的流转,获取数字货币全息信息,包括货币流转节点、流通路径、周转速度等。在此基础上,央行可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货币的发行、流通、储藏等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货币运行规律和结构特征,跟踪分析货币需求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并透过货币流信息,探知经济个体行为,从微观把握宏观,提高货币调控的预见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从而为“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健全与完善创造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四,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数字经济风险防范。十九大报告要求,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新型的经济形态和金融业态可能会存在新型的经济金融风险,尤其是数字经济活动的虚拟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在危机时刻容易进一步放大经济金融风险。而法定数字货币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监管创造新的工具和手段。比如通过法定数字货币流对经济信息流的捕捉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分析,不仅可以有效改进宏观经济统计信息质量,辅助逆周期宏观经济调控,还可以此为基础,及时监测经济的微观动态行为,扩展监管覆盖范围,广泛聚合风险数据,并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进行建模分析、压力测试、风险评估、监管干预等活动,构建高效、实时、智能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和管理体系,提高宏观审慎监管效率,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此外,法定数字货币还能有效地支持数字经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漏税工作的开展。

法定数字货币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框架安排

首先,做好法定数字货币的场景应用。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结合科技发展趋势,积极探索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模式。注重顶层设计与精益实践相结合,既以顺应长期趋势和满足未来愿景为设计导向,做好法定数字货币的实施规划,确保技术系统的前瞻性和可拓展性,同时又尊重现实,加强法定数字货币与现有金融体系、技术环境的融合,及时评估,适时修正,迭代优化。

在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和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将保障法定数字货币的服务简便、易得,努力做好法定数字货币的各种场景应用,夯实市场基础。

其次,做好技术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平衡。相对而言,央行并不以技术见长。研发法定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学习吸纳金融科技最新理念、知识和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加强央行履职能力建设的契机。“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当然,中央银行在技术选择上必须持有审慎和包容的立场,从法律法规、机制设计和技术路线三个层次统筹考虑,对各项可选技术进行周密评估。我们要提前将技术升级考虑在内,从最初就引入长期演进的发展理念,寻找技术系统在安全性与效率性、稳定性与灵活性、创新与风险之间的最优平衡。

进而,建设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需要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平衡的法制环境,以保障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合法性,从而有效发挥数字货币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在货币的法偿性、发行主体、形态、货币反假、反洗钱以及消费权益保护等方面对现行法律体系提出了新要求。目前看,法定数字货币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

最后,构建良好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未来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将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整个生态圈是“央行-商业银行-终端用户”。其中,终端用户涉及全社会各种主体,可以是机构,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NGO等,也可以是个人。连接整个生态圈的,是通信基础设施即终端用户的终端设备。总体看,构建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的生态系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来完成。在理想情况下,中央银行使用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来管理新一代货币,社会经济运行和公众日常生活(包括在线环境和现实环境)都能够使用到有主权信用保障的法定货币,金融服务机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各安其位、开拓创新,由此法定数字货币就能够充分履行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职能。

十九大报告高度凝炼,博大精深,很多论断都能为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进工作提供指南,指引我们研发的方向。

上述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很多理念,还有个落地过程,还需要逐步探索并深入实践。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当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法定数字货币将会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正面积极作用。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年会上的发言,仅代表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本报经作者授权发表。)(编辑 欧阳觅剑)

X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