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作为普通人，我们的晚年将如何度过？

融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将养老、医疗、康复、临终关怀等置于大健康的框架下，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势在必行

在今天的中国，养老产业究竟在以何种姿态生长？作为普通人，我们拥有哪些可能的养老选择？

近十年，在国内养老行业，“9073”这个数字组合被反复提起。泛而言之，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即社会养老的服务体系由居家、社区、机构三方力量共同支撑。

“9073”的概念最早出自上海2007年1月颁布的《上海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11年，国务院印发“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7年2月28日，“十三五”规划也基本沿用这一养老格局，但对养老服务体系的表述进行了微妙的调整，在“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不变的前提下，机构的作用由“支撑”变为“补充”，并纳入了“医养结合”的概念。

可见，在现代老龄化社会，养老模式与观念的转型势在必行。在人们熟悉的居家与机构这两种选择之外，嵌入式的小型社区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悄然生长。从家庭养老转型为“社会化支持服务养老”，作为新兴事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走过了怎样的路？

“社区营造”意识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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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这个行业，2016到2017年，整一个社区养老形势突然变化，就是风起云涌的一年。”

说“风起云涌”时，王艳蕊字字重音。她算得上是国内社区养老的先行者之一，从2006年至今，其创办的“乐龄”（全称“北京市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社区综合为老服务的探索，已经在数度尝试、失败、再调整中走过了11年。这个风起云涌的社区养老潮流，她自然深卷其中。

那天，正值乐龄一年一度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民政局的支持下主办的“老少携手走重阳徒步”活动，王艳蕊早上刚从澳洲养老考察回来落地，就直接赶到活动现场，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坐定，语速还维持着赶事的匆忙。

谈话间，窗外是熙熙攘攘的上百位老年人与小部分家属，阵势可观，大多身着印着乐龄标志的绿色T恤。更放得开的，一头银发戴上卖萌的动物发箍。更远一点的舞台上，阿姨奶奶们队形整齐地表演着水兵舞、交谊舞，从头饰到妆容、服装全副武装，认真不苟。在这样的气氛里，年龄似乎失去了辨识身份的标签性。

老人围成一簇一簇，彼此间显然熟络。他们基本组队结伴而来，队伍单位是社区——问及参与徒步的老人时，他们会说，“我是八角南路的。”“我是杨庄中区的！”

“社区营造”这个概念，王艳蕊是2004年左右误打误撞接触到的。2000年，她从法律界转行进公益领域，三四年后辗转进入一家做社区发展的NGO，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组织社区参与培训。也是从那时起，王艳蕊真实了解到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下降、被“隔离”的处境。

尽管生理年龄是判定老年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指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将65岁以上的群体视作老年人，但在长期研究老年心理学的北京大学副教授张昕看来，年龄并不是界定“老年”的唯一标准。社会关系与角色，也是判定老年与否的重要指标。进入老年阶段，通常也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说退休之后适应很难，就是因为觉得工作单位不要我了，我是不被需要的。老年人除了有亲情的需求之外，还有一种被需要的需求，这也是很重要的。”张昕说。

一边做着社区参与培训，王艳蕊做养老服务的想法也渐渐萌芽。最先试点的是天翔社区，但项目落实前，缺钱少人，居委会保持观望。王艳蕊决定先从调研做起，看看社区老人都有什么需求。

王艳蕊带着一些志愿者开始走门串户。结果不如人意，比如不少老人说“我需要一个保姆”——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如今王艳蕊反思，需求调查太容易受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双方的认识局限，而且他们的真实需求往往会被隐藏在“他们以为自己需要的”背后。如果设计本身就有问题，那么调查出来的需求也会和现实大相径庭。

那时王艳蕊没想更多，虽然一般老人的其他需求暂时没法解决，但穷和孤独都是她已经看见的，那就先着眼于经济困难和空巢孤寡的那部分老人吧。对于前者，她设计了一个手工项目，组织一批没有任何收入的老年妇女做手工，再将产品义卖。针对后者，当时的她则是开展了最老套的青年志愿者上门探访活动，每周一次和老人聊天。

老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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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很美好。但如今回头看，执行下来，王艳蕊不太满意。手工义卖项目尽管表面上做到了没有资助也能收支平衡，但直到今天，它也没太能持续，由于涉及制作、销售等太多环节，老年人年纪大了，组织管理、规模量产都有问题。青年志愿者的招募更是非常不稳定，去一拨换一拨——“根本不能支持到这个老人，还打扰人家，每周末还得等着你。说要帮老人打扫卫生，老人也不好意思。我觉得不能这么做，那这事就别做了。”王艳蕊说得干脆。

后来，是那些老人自己说，我们不要全靠别人，只要别得病，自己组织起来呗！老年互助小组成立了，结伴组织探望、搞活动。

事实证明，老有所用不是一句空话。一位丧亲的老奶奶，曾被列为重点陪伴对象，哪怕有青年志愿者一两个月的上门拜访，老太太也没从悲伤里走出来，一聊到老伴就哭。后来互助小组成立，老太太也参与，主动帮别的老人量血压、开导别人，精神状态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助人者终助己，这句话放到老年人身上依旧没错。王艳蕊朴素的想法是，“在这种帮别人的过程中，让他们自己完成退休以后生活的价值。”

看到老年人的状态变化，王艳蕊开始寻思着把互助小组稳定下来，要求他们选出组长，也申请到一些项目小额资助社区活动，成立“乐龄合作社”，定期奖励优秀志愿者。由试点社区再推广，她又找到其他居委会主任，从一个社区到十余个社区，成立了二三十支小队。

2011年12月，“十二五”养老相关规划下发，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正式在国家层面被表述。随着政策下行，各地基层政府机构有了完成规划的任务压力，但怎么做、谁来做都是问题。

那些五年前王艳蕊以为是失败的经验，却让乐龄打好了社会企业的组织基础，也让她在石景山区攒下了人脉资源。当年手工义卖项目的成败不论，但确实得到了社区居委会、区老龄办主任的认可——至少，他们从这些踏踏实实总结教训的项目里，看到了王艳蕊提供专业服务的真心。很快，广宁街道想做日间照料中心的消息传到了王艳蕊这儿。

六年前，对于社区养老，入场选手寥寥无几，竞争远不似今日热闹。“当时没有人愿意做嘛，确实没有企业，他们也不觉得这是能挣钱的事。”王艳蕊这样形容当时这个与政府合作的机会。广宁街道腾出了利用率较低的空间，乐龄的第一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成立了。

社区养老驿站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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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龄的广宁街道日间照料中心面积不大，总共六张床，如今是满员状态。

中心成立之初那一两年，不允许过夜，只接收日托服务和上门照料服务。据北京清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成梅介绍，当时，业内对社区养老的普遍理解是“社区养老不能过夜”，理所当然地认为“社区离家近，早上家人把需要托管的老年人送进来，傍晚下班接回家”是最理想的方案。因此，作为居家与机构养老之间的过渡性解决方案，社区养老驿站只接收日托，以区分社区与居家、机构。

王艳蕊最开始做日间照料中心，也遵守这一业内规则。但问题很快在实践中暴露了：开业不久，有位阿姨主动表示，希望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老父亲送到他们这来。尽管家里请保姆、姐妹几个帮忙轮流看，但由于还有一位失能卧床的老母亲，加上她得时常外出看自己的孙女，实在力不从心。

送来没两天，阿姨说“我不行了”——她家住三楼，每天早上把老爸从家里扛出来，晚上再扛回去，太费劲了。老人本来眼睛就不好，下楼梯容易摔，加上阿尔兹海默症，要引导他走200米都绝非易事。

“我能不能干脆送到你那去全托？”阿姨请求王艳蕊。这不是特例，长期关注社区居家养老的成梅也证实，日间照料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家到社区这短短一段距离的接送。“一开始我们借鉴国外的社区养老模式，但国外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都有车，而且居民住独栋平房的多，每天由社区的护理人员往返接送，比较方便。但我们国内一般没有这个条件，车、人都不够。”

于是悖论出现了：那些能方便地走到社区养老机构的活力老人，其实并不真正需要日间照料中心。用成梅的话说，“不过是多了一个活动场所打麻将、搞活动嘛！如果收费，哪个活力老人会去啊，找别的免费场地不是一样玩？”没有愿意付费的客户，也就没法创收、维持运营成本，自然不是可持续的模式。而真正对日间照料、托管服务有需求的，都是有失能失智老人的刚需家庭。

“真正的需求不是调查出来的，也不是写问卷写出来的，而是真正通过服务去测试出来的。”王艳蕊哭笑不得地举例，“你如果去做问卷调查，问老年人需不需要老年餐桌，90%的老人都会说要。但真正办起来后，会发现买单的可能只有不到50%。这50%，才是真正的刚需。”

团队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决定，在原来居家上门护理、老年餐桌等服务的基础上，逐渐开放短期的全托。自此，“好多需求就来了。”自从2012到2013年逐步调整模式后，乐龄也开始有了一部分收入。与普通的养老机构类似，每月收一定的床位费和按等级评定的护理费、餐费等，但两千到四千的价格是市场价的一半，只能维持机构运营，而有需要的家庭也愿意出这笔钱——其他机构要么不愿意接收，要么太贵，要么太远。

对老年人需求的理解的变化，也贯穿整个国内社区养老服务行业的变化。据国家民政部历年发布的官方数据，2011年与社区养老相关的机构、设施、床位数量等各项都尚未进入报告项目，依据十二五规划，2012年起才开始将“社区留宿与日间照料床位”纳入统计——19.8万张。

那时，机构仍是养老服务的“支撑”，并以床位数量的建设为指标。2012年的19.8万张“社区留宿与日间照料床位”，随着2013至今各省市颁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到2016年，已变成322.9万张，五年间增长了16倍之多。

据民政部门相关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的养老床位数量虽然得以快速增长，但很多床位都建在郊区或技术配套不完善之地，空置率也很高。实践证明，太偏远的地方，环境再好也住不满；位置好的，常年爆满又排不上床位。就近养老还是绝大多数人的倾向。十三五规划将机构养老由“支撑”改为“补充”，也足可看出政策微妙的转向——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尽量提高护理型床位的比例，由抓数量改为调结构、提质量。

尽管运营成熟程度不一，至少如今，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南京、青岛等许多一二线城市都已有不少社区居家养老机构落点，少部分规模等级较低的小城市，类似的养老服务也悄然萌发。

“以农村包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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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长沙？”

听说孙洁要在湖南郴州开始居家养老创业，她身边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惊讶。

比起郴州，长沙的优势显而易见：省会，孙洁最熟悉的城市，从政策、经济、人脉等各方面来看，都应是首选。但当时，已在养老行业打拼两年多、并迅速晋升为集团副总的孙洁有自己的根据：“2012年全国老龄委20个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试点，湖南省有两个，一个在长沙市雨花区，另一个就在郴州市苏仙区。”此外，三四线城市的市场相对空白：“以湖南而言，大部分三四线城市还集中在发展机构养老上，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专业团队都较为落后，有的城市一家都没有。与其在大城市和同行抢资源抢得头破血流，不如转战三四线城市。”孙洁戏称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险棋不险，孙洁想好了，何况就算输，她损失的也不过是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5万块和一年时间。这也是她选择居家养老服务而非机构或社区的原因：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是上门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做护理、清洁、助医、助浴、助餐、康复训练等服务，按项目与时间收费，只需要服务人员，不需要固定的大面积场地，服务时间灵活、费用全预付，因此投资成本相对低、回报周期也短。

2015年，孙洁初至郴州，第一件事是对当地政府架构与社区居家养老情况摸底。从参观苏仙区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开始，到跟着百度地图逐个考察当地已有的社区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再到闭关写出在苏仙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可行方案，当时连名片都没有的孙洁，揣着一份方案书就敲开了苏仙区民政局老龄办的门。最先拜访的是主管居家养老工作的科长，科长感兴趣，再把她引荐给老龄办主任、民政局局长，再是一上午同时面对三位领导的介绍陈述、问题探讨……

机会终于降临：局长给了她三个月考察期，任务是三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活动中心和70名政府购买服务对象。

很快，孙洁组建团队“坤元”，挨个走访服务对象，评估需求、建档、当场完成服务预约，通过各种方式招聘护理员——包括向社区主任咨询、联动对社区情况熟悉的低保户、贴小广告、利用当地人才市场、在网络平台发布招聘消息、和小区麻将馆及便利店老板娘聊天。各服务项目招到合适的护理员后，专业培训，考证上岗。护理员的招聘，向来是养老行业里最头疼的环节，但孙洁说，坤元从未出现过“人荒”。

仅用了一个月，孙洁就凭服务的专业与高效通过了领导们的考核，顺利拿到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三个社区变成46个，70名服务对象变成1599人，从提供服务方，到代表辖区建言献策，再后来，从郴州到衡阳，再做回长沙……

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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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洁明白，许多人听到“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一反应就是“您肯定政府有人吧”，但从完全陌生的郴州起家走到现在，她觉得自己足以证明清流的存在。简政放权大势如此，“把政府不该管的交给市场”，她是其中的受益者。

其实，业内有个公认的说法，做养老不挣钱，至少挣不了大钱——别看存在诸多政策红利、老龄化社会对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巨大等利好因素，但它的公共事业性质、人力成本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盈利空间有限。加上养老是个服务于高风险人群的行业，风险与质疑，这几乎是每个养老从业者必须面对的。

因此，多多少少，选择进入养老行业，都需要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感，甚或是与自身经验相联系的痛感。

首当其冲地承受着这波养老压力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80后”们，有不少像孙洁一样的中青年，选择养老创业，希望将切身痛点变成为社会解决问题的事业。这个“80后养老事业联盟”里，几乎涉及到了养老的各个环节，从投资到养老建筑设计、风险控制、金融、旅游、信息平台建设、智能化设备。

联盟成员骆培涛的领域，曾是工业体系内部管理的风控，如今转而投身养老，相信通过规范化服务流程细节，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意外事故发生率、减轻运营方的风险责任。养老这个朝阳产业，一边是还在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另一边，配套的服务管理标准急需规范。

当记者惊讶于养老产业的触角竟已伸及如此细微的领域时，骆培涛笑：“有人说，养老产业大到什么程度呢，除了生育，什么都能做。”

而在社区居家养老领域，尤其近两年，随着政策的倾斜，入场竞逐者几乎是爆发式增加。王艳蕊所说的“风起云涌”，与去年《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规划（2016-2020）》的出台有关。根据规划，北京市计划五年内在城六区建设1000家社区养老驿站，其中城市社区542个，农村地区458个，并以各区完成建设指标的数量与质量作为绩效考察，给予相应奖惩措施。2016年度，全市的建设计划是150家，公建民营、政府购买项目招标，是这类政策主导型产业常采取的形式。

王艳蕊一下感受到，“突然就有很多企业都在接了。”以前是没人愿做，现在风云突变，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有背景硬的，大规模圈点占地；不差钱的，砸钱投入，不在乎投入与产出比，也不在乎行业是否健康发展；甚至还有利用圈点玩互联网概念、忽悠上市投资的。

当然，无论背景如何，只要在探索持续发展的模式、做实事，行业整体起来了也是好事，但王艳蕊最怕的是行业生态的破坏，“能良性竞争其实是最好的。我们控制不了别的，只能把自己做成最专业的，让别人向我们学习。”

整合性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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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梅如今不太喜欢将“养老”单拎出来说事了，只是为免对方理解不了，她会字斟句酌地做个妥协，在“养老”一词后面加个“或者说长期照护”。

从事多年养老政策研究的成梅，经常和研究团队一起讨论：究竟什么叫养老？那些具备自理能力的健康活力老人，哪里需要养呢？那不过是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真正称得上传统意义所谓“养老”的，其实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长期照护。但长期照护的概念，并不只适用于老人，残疾人、儿童、年轻人等各类人群的身体状况处于需要照护的阶段时，都可能需要这种照护服务。

在国外，与之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叫“整合性照顾”，可以理解为将不同的照料资源加以整合，使处于碎片化照料中的个体达到健康和社会照料的理想化水平。“整合性照顾”实际上是将医疗护理、康复护理、日常生活照料、临终关怀等都置于大健康的框架下，根据每个阶段的身体健康状况匹配所需的照护服务，这才是最佳的公共资源配置模式。比如，患者在医院接受完急性期的治疗之后，可以转到医疗技术中等但收费较低的护理院进行亚急性期的康复护理；等到慢性康养阶段时，再转入以护理为主、医疗只作为必要补充的长期照护机构。而人们习惯说的“养老”，便可纳入“长期照护”的概念中。

如今，在各种行业内部讨论会上，养老产业研究者越来越喜欢将“整合”“体系建设”“顶层设计”这些词挂在嘴边。碎片化存储于各医疗、养老机构的健康数据，需要统一的信息平台整合；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和优化；而这些都需要一个完备的顶层设计来统筹。

成梅透露：“近几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探索长期照护保障政策在当地的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地，各种创新型的模式正在逐渐涌现。参考国外经验，在这个整合性服务体系的建设中，老年人之外的残疾人、青少年等，有这种服务需求的人群，也有可能都被整合进来。”

钱从哪来？配套的“长期护理保险”，已经被提上了政策日程。早在2012年，青岛等市已率先自发开始长期照护险的试点；2016年7月，人社部发文，针对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在全国15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北上广之外，也包括苏州、南通、宁波、徐州、成都等市。

尽管各地模式不同，但基本流程都是通过评估参保人的失能程度，每月可报销一定额度的长期护理服务费（或直接享受服务、不给予现金补助），服务由保险定点目录内的机构提供。也就是说，未来随着地方经验推广到国家层面，在现有的五险一金外，“长期护理保险”很可能将成为“第六险”。

无可取代的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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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具体到个人案例上，养老终究是每个个体与家庭自身的责任。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完全代替亲人的情感慰藉，至多提供解决照护刚需的服务工具，或是暂时的老年社交庇护所。

乐龄南里社区养老驿站就设置在社区门口，附近公园、超市、医院都有。地方不算特别大，单一层，一个大公共用餐区，四间房、15张床位。如若遇上没活动安排的日子，养老驿站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早中午三餐饭点时间。需要坐轮椅的老人由护理员帮忙从床上坐到轮椅上，再一个个推到餐桌边。通常，完全失能、说话也已嗫嚅不清的几位老人会被安排在一桌，方便护理员喂食。

旁边另一桌，则几乎承包了全屋所有的声音来源。嗓门最大的是张叔，也坐着轮椅，但比起周围70到90岁的老人，五十多岁的他显得年轻，只是双眼凹陷，深重的黑眼圈乍一看叫人心里犯惊。他爱说话，尤其爱跟人抬杠。

正值国庆放假邻近，驿站的人少了不少，能说话调笑的只剩同桌吃饭的马爷爷和胡奶奶。马爷爷身板高、蓝色衬衫看起来倒也干净斯文，但偶有失智症状，听不出张叔哪句话真哪句话假，只当都是故意挑事，便也不依不饶地回嘴，气急时恼得抄拐杖。

74岁的胡奶奶坐他俩对面，行动虽已迟缓但还能慢慢走动，脑子仍清楚得很，常被对面的景象逗得大笑。实际上，不只是胡奶奶，餐桌边所有人——小胡站长、护理员阿姨们——都笑成了一片。

“你别说，他要不在这，平时也没别人说话了，也怪冷清的。”满眼笑意地对视之后，胡奶奶侧过脸来说了这么一句。

中午，马爷爷的女儿来看父亲，带着孙子和孙媳妇。马爷爷眼睛笑成了缝，机灵地用含混的声音夸了两个字：“漂亮！”所有人又笑成一团。

初来乍到的人，大概会误以为这就是养老驿站的常态了。五分钟左右，家属走了。时钟的指针一圈圈移转，热闹的时刻逐渐流过，代之以集体午睡起伏的呼吸声。静默的午后，阳光从驿站的玻璃门外斜照进来，从走廊幽深处，马爷爷拄着拐杖，缓慢地、一声不响地走向了被阳光照亮的前台。他在前台前的接客椅上慢慢坐了下来。面前，是一台奶白色的电话机。

就在他把手颤巍巍伸向话筒之时，小胡站长发现了他，急忙忙跑了过来，假装随意地挡在马爷爷和电话机之间。“爷爷，又想给孙女打电话啦？”

连哄带劝，小胡捏着嗓子一口一个夸，让马爷爷假装小胡就是他闺女，婚礼也邀请他参加。马爷爷终于肯回房了，全然忘记刚才想打电话的事情，两眼笑弯成月牙。刚到床沿边坐下，他嗫嚅着说了声，“谢谢。”

养老亦是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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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会儿，胡奶奶也慢慢走到了小胡跟前。她和小胡是河南老乡，想打听一下，小胡知不知道老家有没有人可以收留她养老。老伴和儿子离世了，虽然女儿和家里姐妹都在北京，但她一人独居。之所以选择住进这一驿站，也是因为离妹妹们比较近，平时走动起来方便。她甚至在北京还有套房产，在大兴，堆满了杂物，没法住。以前，她自己租了个一层的房子，住得挺好，只是有两次把邻居吓得半死，都是因为煤气泄漏。

“好像就没有脑子似的，一人待着就睡觉，不吃饭，什么都不干，坐一天是一天，坐着就能睡。结果街坊来了，说你这屋什么味啊，找来一看，害怕了。要是着了，整个楼都能烧了。所以自己不吃饭没关系，说不吃就不吃，别惹事了。得了得了，找地儿走吧。”恰好房东也卖了房，住不下去，不得不另寻住处。

独居那会儿，她也买过不少保健品，“屋里的就窗台那么高，堆的全是保健品，就这么宽，全是，这一溜，全是。”她边比划着，好像又重新看到那堆足够堆满阳台的保健品盒子。

她确实吃一种保健品治好了多年的哮喘，出于感谢，她对对方格外亲切。“我这一夸她，她带着她，你带着她，带了一圈的人，都上我这来了，拿了我又不好意思退。为什么？都知道我有这点钱，我不是在城里拆迁嘛，给我一笔钱，我把这拆迁款呢，全花在这里头了。”二十多万，零零散散地都没了影。

直到住在南里附近的妹妹给大姐找到了社区养老驿站，胡奶奶才总算又有一个落脚地。

因为目前只有胡奶奶一名女性入住，她一个人住在四人间里。房间里有张小桌子，她在上面摆了个塑料瓶，插上后面花园摘的两簇小花，一黄一紫，旁边摆上两个卡通水晶球，整齐码着一些书和笔记本。她和老伴都是文化人，读书是她从小的爱好，年轻时学过英语、俄语，退休前在单位里有些官职，也见过不少世面。被她带来养老驿站的行李中，有本相册。她主动翻开，从头到尾一页页地说起来，这是在哪里，那是老伴，那是儿子，那是女儿……

住进养老驿站前，胡奶奶生了一次病。她说不清怎么回事，总之是跟着街道组织的活动去河北参观了一次阿胶生产，住了三天，本来也觉得挺好，但不知怎么回来就不舒服了。兴许是感冒，兴许是血糖低，气喘，反正是到了医院就给扣下了。

胡奶奶生病前，小胡站长也在驿站接待过她。那时候，胡奶奶还挺精神，能说能走，速度也挺快。结果，住了一趟医院，其实也就约莫一两周，再回驿站时，胡奶奶一下子走路颤巍了，得扶着慢慢来。

据胡奶奶自己说，被扣下后，她自己就有点害怕了。医院的护理员每天180元，“你给她钱还不算，你连地都不能下，她都真伺候你，你下地她都得给你穿鞋，给你扶着。花钱是一方面，她们没什么，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

那个夏天，有那么一晚，雷声隆隆。“就看那个电闪，我就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的意识了，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唉呀特别害怕。那个护理员就说奶奶你怎么了，我说我害怕。吓得我都不敢那什么，她就坐在我旁边，这么陪着我。都没睡，一直到第二天，她都不敢离开我去吃饭。”

“是害怕打雷吗？”

“没有。就是说这个里头，害怕了。”她指指自己的心脏。

“那是为什么害怕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害怕，就好像那个地方呢，那地方好像不是人间似的。”

也许是那次夏夜的雷声，也许是护理员过度的照料，总之，胡奶奶的精神状态从那之后，似乎就有什么垮掉了。她铁了心要赶紧出院。

在养老驿站，当然也说不上百分之百的顺心顺意。过度照护不是独一家的问题，就算在临近社区的养老驿站，出于安全考虑，平时也不大允许老人独自外出。胡奶奶与其他失能半失能老人情况不同，受人管着憋得慌。偏偏她主人翁意识也强，免不了想帮把手做点事。小胡站长对此十分头疼：“之前胡奶奶还想提开水，多危险啊，我说了好几次不让她提，说叫护理员就好，伤着了怎么办？”

采访那天中秋将至，因为次日有志愿者来做活动，驿站里提前准备了面和馅，准备煮饺子。快到晚饭时间，老人们又陆续被推出来，聚在了餐桌边。其他站的护理员也来站里帮忙包饺子，聚成一团，笑声不绝。老人们痴痴坐在一旁。胡奶奶包饺子手艺不错，也把手洗干净了，站在擀面板边想帮忙。好不容易包了两个，别站的护理员热情地把她请回了座位：“奶奶你就坐着休息吧，等着吃就好！”

“等着吃，呵，每天等着睡等着吃，好啊，多照顾老人啊。”胡奶奶小声嘀咕。

全龄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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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老人其实都不希望，当他年老之后，他身上所有表明他丰富社会身份的标签都被一一去除，只剩下一个‘老人’。”成梅说。

在台湾护理界，有个概念叫“自立支援理念”。永信基金会自力支持辅导会的黄惠玑，专门从事台湾养护机构的评鉴和质量管理，在由北京清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主办的社区居家养老主题沙龙上，她强调，“自立支援理念是一种照护革命，不能让老年人因为照顾而更失能。”有一个曾在别的机构卧床三年的老年人，因为另一机构护理员持续陪护做康复训练，从尝试移动身体开始，到练习坐，再到最后竟能在别人搀扶下站立起来。

年龄固然会带来疾病发病率增高、身体机能整体衰退等各种自然退化，但将“对老年人的照护”过分特殊化，有时也适得其反地带来焦虑。或者说，将养老视作“问题”，本身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对衰老的恐惧和焦虑。

若能将老年看作正常且必然迎来的一个年龄阶段，重新置于“人”的完整生命历程中视之，“老龄”便不过是“全龄”的一部分。成梅从整合性照顾说到全龄化社区：“大多数人生活的社区实际上都是全龄化社区，社区居民需要的服务其实是全部年龄人口的需求。可能未来这个社区老年人比例高一点，那我们提供的为老服务比重就高；青少年少一点，年轻家庭多一点，可能针对他们的服务就多一点。社区服务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就近服务，人口比例决定了这个社区的服务供应商结构，应该根据具体的市场需求进行自发调整。”

要构建一个健康发展的全龄化社区，需要政府、社会、企业、NGO几方力量参与搭建共治共享的平台，让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自治组织、提供服务方等各种相关利益方，都能有机会表达观点、协调资源，共同完成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小到社区，大到国家，制定政策和顶层设计的逻辑非常相似。

好在如今，所有这些顶层设计与市场力量，都在为设法减轻家人的照护负担寻找提供市场专业服务的解决之道。老年阶段特殊，但也并不特殊——养老亦养人。无论何种状况，若都能维持作为“人”的尊严走过秋叶静美的阶段，苦乐皆无憾，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理想。

（感谢湖南普亲养老石宇峰、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周诗彤、胡雪茹、杨丽、杨重禧、“80后养老事业联盟”骆培涛、协和胡琳琳、北京寸草春晖养老院和平街分院、北京诚和敬养老驿站后鼓楼苑站徐丽娜、陆素珍、广州万科智汇坊吴明、银杏基金会张灵炀、秋雨、李弘阳、席璟、张承永等机构与个人为采访提供的大力帮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33期

原标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探索》

文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北京、长沙、广州

实习记者 林芯芯 张宇欣

（编辑：毕凤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