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和隐喻:作为社会景观的《嘉年华》

21世纪经济报道 余余
2017-11-18 07:00

因为工作的原因,笔者观看了提前点映的电影《嘉年华》。虽然这只是导演文晏的第二部作品,但这部唯一入围今年威尼斯影展主竞赛单元的华语作品还是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部电影所涉及的题材。

电影的海报设计非常有意思,一个懵懂的少女站在巨大的女性裙摆下张望滔滔海水。似乎充满了对成长的期待和迷茫。等到真的看了片子,我们才发现,电影所讲述的故事远不是浪漫瑰丽的,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残酷”青春: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嘉年华”的巨大的海边游乐园里,围绕一起两名十二岁少女被性侵的案件展开。

这样的题材其实并不好处理,涉及到性侵的话题,很容易将片子带入猎奇的泥淖。所幸导演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展现犯罪的过程,甚至也不仅仅是受害者追求正义的困境。这部电影通过罪案的发现者小米和被害者小文的两条线索展现出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并对这个世界里的罪恶和救赎进行了近乎凛冽的展示(这一点和导演制片的《白日焰火》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毫无疑问,《嘉年华》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野心体现在影片中无处不在的各种符号和隐喻,不论是女孩的金鱼、莉莉的口红,还是巨大的雕塑,电影通过犯罪案件的发生折射整个社会的病态,甚至是某些人引以为豪的巨型景观,这些景观和达成男女平等的幻觉一样在影片中得到了解构。

《嘉年华》中发生案件的地方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而游乐场本就是社会景观的一个部分。这个游乐场仿若法外之地,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罪恶似乎都集中爆发于这样一个梦幻的游乐场之中。伴随着女孩们的金色发套,巨大的梦露雕塑,高大的游乐场建筑,假模假样的婚纱拍摄,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社会景观的缩影。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中,作者认为“世界已经被拍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景观已成为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而景观本质上不过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片中无数次指向这魔幻的游乐场景观的原因,有些人将金钱置于一切之上(钱的问题在影片中数次被提及),整个“嘉年华”就是在折射那些病入膏肓群体。最为难忘的是片中两个被侵犯的女孩在巨大的滑梯里玩耍,她们对世界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恶是懵懂的,但观众看得到——她们两个瘦弱的身体要被怪兽一样的巨大游乐场吞噬一般,让人唏嘘无奈。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感到了导演的某种用心,她批判的矛头绝不仅仅指向犯下罪行的刘会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整个影片都没有出现这个片中的最大反派。某种程度上说,刘会长只是这个罪恶的代表。在那个被罪恶勾连的世界里,我们看见了公正的缺失,除了刘会长,王警官、酒店老板等人士,另外一位受害者的父亲还有莉莉的男友小健(他们变相或直接地贩卖自己的女儿或女友)的表现更让人揪心。影片当中出现的男性,除了小文父亲,几乎全部是电影中苦难的始作俑者,而小文的父亲虽然善良,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小文的成长中其实长期处于缺席位置。那么,电影中的女性又如何呢?导演有意识塑造了三种女性形象,一种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小文、新新),一种是正义的化身(女律师),一种是麻木者(小文的母亲、琪琪的母亲、莉莉、小米)。比起男性角色的苍白,女性在影片中的形象是丰富的。尤其是最后小米这样一个没有身份的底层未成年女孩的觉醒,将导演的女性主义倾向飞扬到最高潮。

畸形的社会,家庭的缺失……这些都是构成电影中女孩不幸的原因,但也不止于此。在嘉年华的世界里,满目都是罪恶,你很难忘掉里面的人物,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甚至小文绝望的母亲,电影都没有浪费什么笔墨,精准为我们塑造一个绝望的失婚妇女。女性的肉体假借片中巨型梦露的雕像被充分表达,梦露代表着的某种强烈的女性气质。影片的英文名字是“Angels Wear White”,一语双关,联系起这座雕像的原型:某小镇竖立起来又因为裙子太短被拆除的新闻,导演的褒贬似乎满溢银幕。结尾处,小米穿着白色连衣裙,逃离了小健的控制,骑上摩托,奔向自由的方向,这样的结局被人认为是美好而浪漫的,但是现实中像小米这样的女孩,究竟面临怎样的命运,其实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

女性导演讲述女性遭遇的电影不在少数,激进者有之,温和者有之,文晏导演在访谈里说她所有的态度都在电影里。保持适度的沉默是导演的智慧,毕竟,这部电影中已经有太多符号,或明或暗等待我们去读解,也有一些曲笔让我们费心思量了。(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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