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菜市场的死与生:消失的菜市场与“转移”的人口

财经杂志
2018-02-16 21:54

大型的批发级菜市场外迁符合规律,但零售级市场也就是中型和小型菜市场,要尽可能贴近居民。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设施,北京城不少菜市场正在消失。

与此同时,朝阳门内南小街菜市场却在去年12月底改造升级亮相,被称为有“艺术范”“人文气息”的菜市场,在中心城区多个知名老菜市场轰然关停的趋势下,它显得格外幸运。

如何让传统、陈旧的菜市场融入高度现代化的北京?不仅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关心的问题,还是年轻一代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的机遇。

老菜场的新探索

2017年12月21日,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升级后亮相,顾客买菜肉和粮油副食之余,还可享受理发、洗染、家政、末端配送等服务,在无人书摊扫码支付即可拿走喜欢的书。菜市场干净整洁,视觉上设计师根据食材设计不同logo、招幌,墙上和立柱贴着菜谱、二十四节气图及宜吃食物。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菜市场是居民活动、交往的地方,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已举办过菜市场博物馆、菜市场课堂city walk活动,以后这类展览、活动会更多。”

有18年历史的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前身是北京鑫京热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老厂房(下称鑫京公司),其演变历史也是城市发展和治理的一个缩影。

1996年,北京市政府按照规划要求,治理马路市场,提出城近郊区占路集贸市场“退路进厅”。鑫京公司老厂房被东城区看上,由该公司改造为菜市场,引入南竹竿早市商贩和周边散贩。北京奥运会之前,菜市场由破旧老厂房升级改造,成为规范化社区菜市场。

2017年6月,应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要求,菜市场再次升级。鑫京公司出资100万元,东城区商委补贴100万元投入改造。朝阳门街道另花费近30万元,请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下称“北规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团队策划设计。

北规院城市规划所规划师赵幸近年一直关注菜市场改造。2015年,她参与西城区白塔寺再生计划项目,片区内宫门口菜市场被拆除。在那前后,东西城有多个老菜市场因业态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被关停腾退,脏乱差和外来人口聚集的菜市场似乎难以在城市核心区立足。2017年5月,朝阳门街道办找到赵幸所在的北规院和创意机构熊猫慢递。

东城区要求每个街道都有便民服务综合体,李哲介绍,“有的街道新建,建成超市那种形态,老菜市场越来越少,我们有现成的菜市场,也更有文化底蕴,想把它做出来。”

赵幸觉得,借助一些公共文化或公共服务设施更新改造,使其成为城市新的活力触媒,菜市场是社区营造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希望做出一个传统菜市场改造试点,调动居民参与,通过上下结合的方式带动城市更新”。

那些消失的菜市场

盛强是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2005年做北京旧城商业分布的博士研究时,他曾走路、骑车“扫街”式记录三环内每家店的位置。在他看来,菜市场是最有代表性的本地小商业。

四年后为持续研究,盛强又去“扫街”。2001年武汉率先启动“农改超”改造后,全国掀起农改超热潮。2002年,北京提出加大对三环路内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改造力度,逐步降低社区初级农贸市场的比重。盛强发现,2005年-2009年,三环路内五个摊位及以上规模的菜市场有43个消失,新开业46个。消失的菜市场中有3个被成功升级为超市,23个因城市开发被拆除,其余转为其他城市功能。

变化趋势是批发型的大型菜市场逐渐从中心城区外移。中级别菜市场呈现出动态的稳定性,小菜市场则比较复杂。

2015年,盛强研究团队发现,批发型菜市场继续外移,大多数菜市场建筑面积不变,但摊位数在减少。

菜市场减少不乏政策影响。盛强在调研中看到一些市场关停通知上,写明理由是落实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净化市场及周边环境、消除安全隐患。但他发现,一些菜市场被拆后,周边会冒出新的菜市场或者曾被治理的街市复苏。劲松南路附近一个露天菜市场有340多个摊位,2015年被改造为鼎盛市场,有114个摊位,“其余200个摊位的人去哪?在周边道路上沿街摆摊”。

另外,大量社区小微菜市场降为两三个摊位,分布更加碎片化,“小微菜市场是以便利性取胜”,买菜是一个顺便行为,而老人买菜还带有一定社交性。

天陶菜市场被关停后,2016年10月变身为胡同公园。盛强曾在冬夏两季分别调研,发现使用效率并不高。

菜市场或农贸市场遭遇拆迁、取缔的现象,也引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陈宇琳关注。望京地区是特大城市边缘组团的典型代表,也是近年北京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张的典型地区。2012年至2014年,陈宇琳在望京地区多处农贸市场走访调查,发现在过去五年里,这一地区先后有七家农贸市场拆迁或被取缔,这些市场多数由市场经营者向房地产开发商或村集体租用土地经营。

陈宇琳对《财经》记者说,农贸市场在计划经济时代布点很密,转为私人经营后,随着城市蔓延和发展,土地使用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收回土地,农贸市场就被迫拆除或外迁,引发买菜难,“没有公开听证征求意见,也没安置商贩,这是过度市场化导致的公共配套服务不足”。这一深层次的制度背景,加上“农改超”和菜市场小型化的政策,及近年来大城市人口调控和功能疏解举措,进一步加剧菜市场的消失。“望京这种情况,很普遍”。

菜市场中的人们

1月12日下午4点,45岁的刘秀丽在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的摊位张罗顾客。她不停地拿起蔬菜、称重、装袋、收钱,丈夫在一旁催促她回家休息。两人从河南来京七八年,在菜市场租有三个摊位,住在旁边的禄米仓胡同。

凌晨2点多丈夫去新发地市场进货,5点多刘秀丽起床到市场上货,给大葱剥皮、胡萝卜拧土、抖落菜里的泥。整理完后,7点迎接顾客,丈夫则又忙着给一些餐馆酒店送菜。上午迎来一阵客流高峰,然后是时不时的闲散客人,下午5点后菜市场再度热闹起来,人群涌入。晚上7点菜市场歇业,收拾完菜摊快8点,她匆匆赶回去做饭。她说自己像陀螺一样,每天如此,全年无休。

刘秀丽说,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比在老家种地强。但从去年三四月份起,生意比往年明显差了,“来买菜的外地人走了不少,一些经常送菜的饭店关门”。

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现有120家商户,之前有140余家商户。菜市场里的商户,多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地,不少是老乡、亲戚。

来自安徽的张和平,最早在胡同马路边摆摊,“每天有人收税,从5元到10元”。1999年迁入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在车间大棚继续卖水果,一个摊位租金从几百元涨到1650元。张和平夫妇坚持卖水果20年,这份营生让她供应女儿大学毕业、儿子高中毕业后学习专业技能,如今一家四口都在北京。

“他们挣的是辛苦钱。”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经理尤恺说。他在菜市场值夜班时看到,凌晨三四点商户们进货回来,都在车上打盹。

对菜贩问卷调查,了解其生活状态,也是赵幸她们的研究内容。赵幸的同事刘静怡称,不少商户坚持留在北京是为了孩子上学。被问到如果菜市场腾退他们去哪,少数人说回老家,大部分人接着干或找其他营生,“一个大姐说,不管怎么着,在北京生活都比回老家强,老家太穷,有人买几块钱的菜都要赊账”。

在公益提供菜市场改造策划案同时,赵幸希望这些研究能给保留或改造老菜市场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支持。“老菜市场脏乱差,管理有问题,但菜市场被关停拆除后,卖菜这些人怎么生活,住在哪里,孩子怎么上学,他们去进菜卖菜整个链条会产生诸如停车、垃圾等哪些问题,这是一个很综合的城市问题。”

陈宇琳更多从社会学角度关注农民商户,2012年在研究望京地区农贸市场时,她曾对拆迁前的南湖大棚市场商户全样本调研,她发现,农贸市场因自主经营,相对灵活又能积累资本,是农民工就业首选之一。多数商户在农贸市场经营多年,一旦工作地遭拆除,就辗转不同农贸市场工作。

“在社会融合上,农贸市场有利于商户和居民、菜市场内部商户融合”,这与封闭的厂房工作、漂泊的建筑工人不同,是农村商户市民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近年北京、上海一些特大城市提出疏解人口、提升业态等举措。“农贸市场是外来务工者一个重要的就业场所,我想追踪研究农贸市场拆迁对被拆迁人有什么影响,那些人去留如何。”陈宇琳说,少数人走了,回家做买卖。个别人转行,做保姆、保安。多数人辗转到别的菜市场,跟着城市开发边界的外推,不断向外环搬迁。还有一些成为社区里的流动菜贩,反而变成无照经营,增加城市管理难度。

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菜市场

“菜市场到底怎么建、用地性质是什么、适用何种管理机制等,需要通过制度解决。”陈宇琳说。

目前,中国的菜市场设置,主要依据2016年修订后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2001年的《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前者依据每平方米千人配建菜市场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

受单个居住小区开发地块的限制, 形成了中小规模菜市场分散布置的现状,陈宇琳介绍,而一些老旧小区很难依靠硬性指标达到规范要求。

盛强的量化分析发现,菜市场分布密度其实和周围一定范围居住密度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所在位置或街道能穿过多少人流有关。“大家好像觉得不需要那么多菜市场,有人提议15分钟生活圈辐射就够了,但菜市场的规划不这么简单。”他认为,大型的批发级菜市场外迁符合规律,但零售级市场也就是中型和小型菜市场,要尽可能贴近居民。

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行动中,贴近市民需求、强化公共服务也逐渐引起政府重视。2015年7月北京市政府发布《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称,将加强社区商业网点建设和管理,健全农产品零售网点体系。北京市政府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建设提升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这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包括200家菜店和200家便利店。

“不一样的规格带给老百姓的感受完全不同。现在政府提倡小型化、微型化,小型菜站的确便利,但缺乏人文气息,不会有菜市场的文化。菜市场的一大特色是一站式服务,在那里没有你找不着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只有达到一定规模,菜市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论穷人、富人、老人、小孩,在这里实现了充分的社会融合。”陈宇琳说。

陈宇琳还考察研究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菜市场,总结东南亚这三地菜市场的经营模式。她建议,在城市规划中划定菜市场专门用地,依据居民需求确定菜市场设置标准,并综合考虑商贩的安置。在建筑设计上,建议将菜市场与社区中心等多种功能组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管理机制上,对作为公共服务配套的菜市场,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适当管控企业逐利导致的租金和菜价上涨。

“理想的城市由理想的社区组成,理想的社区应给各种人提供生活和共存的机会。”盛强说。

(来源:《财经》杂志)

(编辑:梁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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