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新建医院和现有三甲医院加大协同，还是依托现成的三甲医院建立新发传染病救治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如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5月22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下称“建设方案”)发布，从疾控中心到县级医院，从城市传染病救治网络到改造升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以及推进公共设施的平战两用改造上，提出发挥整合协同，促进资源梯级配置、开放共享，从而实现预防和医疗的协同发展。
公卫“补短板”大的框架有了，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公卫救治中心力量较薄弱的情况下，该如何更好的强化公共卫生中心的救治能力，对优质医疗资源如何进行人才、空间和设备上的优化布局?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任红。作为全国知名的肝病专家、国家重点学科传染病学学科带头人，他提出，加强传染病学科建设，使传染病学的临床和公共卫生防治体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当务之急。
建重庆技术最强的传染病危重症救治中心
4月16日下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江南院区欢迎47名援鄂医疗队员返院座谈会上，任红首次宣布，“医院要争取用5年时间，在重庆建技术力量最强、硬件最好的新发传染病危重症救治中心。”
在技术力量上，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始建于1975年，在我国老一代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张定凤教授的带领下，两年后诞生了重庆市唯一一家病毒性肝炎研究所，1997年成立肝病治疗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发展，该感染病科是国家首批重点学科，国家临床重点学科、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市感染病学临床研究中心等。“目前，传染病科全部放在了新建的江南院区。”任红说。
在硬件上，任红希望让更多人熟悉掌握ECMO等设备的适用方法，并兴建更多的负压病房供呼吸道传染病人使用。
任红在重医附二院实验室 文静摄
“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落户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突出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同济医院的光谷院区将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疑难危急重症救治中心。重庆也应该有这样的救治中心，依托重医附二院这样的三甲医院能力，才能把它建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见到任红时，他再次提出自建新发传染病危重症救治中心这一想法。
按照他的设想，该救治中心依托大医院平战结合:平时，可以开展常见病治疗、培训、科研、检测等，战时迅速转为救治中心。“修个救治中心，政府投资10亿元、20亿元不是难事，关键是要加强真正的传染病学科建设。”他说。
他认为，包括三甲医院来建救治中心在内，传染病医学临床学科如何来建设、发展以及运行，是政府部门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长期以来，传染病学科基本被边缘化了。任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拿我们医院来说，传染病科病例少甚至没有病例，拿什么来生存？”传染病科更多是投钱进去，比如建突发的大型传染病救治中心。但平时干什么？谁来养它？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来了，重医附二院包括传染科、重症医学科在内，却一下子被推上了重庆市内及援鄂医疗救治非常重要的位置。
“抗疫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是我们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导新，2003年抗击非典时，他还担任过市级专家组副组长。这次的副组长胡鹏也是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他先后辗转了5个区县，担任过重庆万州片区、黔江片区的救治组长。”任红说。援鄂医疗战役打响后，守好和湖北接壤的家门口重任，率先落在了重医附二院的专家们身上。
“临床最重要的是保证病人活下来，要有救治中心。重庆这次抗击新冠疫情做得比较好，体现出了一定的水平和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没什么特效药。当病人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你如何让他不再发展，不要死亡，这是医生最重要的责任。”任红说。
在家抗疫和分批驰援湖北，让医护人员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也为未来的传染病学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任红表示，未来附二院会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争取5年内完成新发传染病危重症救治中心的建设。
多渠道强化公卫中心救治能力
事实上，在建设方案发布前，重庆市卫健委就率先行动起来。
早在4月9日，由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一则关于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下称重庆市公卫救治中心）应急医院的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曝光。
该公示表明，这家公卫体系的直属医院选址重庆巴南区南彭街道，包括永久建筑医院综合楼、行政培训中心大楼、科研楼、医护宿舍、食堂、后勤和车库，临时建筑则有医疗病区的板房和医护休息板房。地上6层，地下1层。永久医院的床位为500张，临时病区可建设2000张，按传染病专科医院建设。
新建传染病医院，是经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后，重庆市政府在公卫体系投入的一个大动作。除了这家服务主城及綦江、南川等14区的主城应急医院外，在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和渝东南片区，重庆市卫健委分别规划了一家医疗救治中心的应急医院。四所医院规划总床位数5100张，总投资35.87亿元。
任红在指导工作 文静摄
“公卫体系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效果也不错。但真正发现新发传染病首先是在临床，其次才是公卫系统进行大规模的应急处理。传染病学临床和公卫防治体系紧密结合是当务之急。”任红说。
在他看来，有着大量床位的公卫应急医院更应该依托现有三甲医院的技术、人才力量。“没有练兵就没有基础，否则到了战时没有办法。传染病学本身就面临着自身综合能力提升的问题。”他说。
对此，5月26日，重庆巴南区卫健委规划财务科有关负责人在电话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应急医院采取平战结合的方式。考虑到战时需要，平时有应急救援的演练、培训、研究等功能，并收治部分病人。疫情发生了，应急医院除少量的固定编制外，会向各大医院抽调医护人员补上。但就目前而言，医疗人员要配齐确实还需要一定时间。
“这是公共体系系统内的补短板之举。”上述负责人称，从村卫生院开始到社区服务中心、二级综合医院，如何建立一套防治传染病的常态化体系，“我们还差很远，资金需求也很大。”他说。
他还表示，至于和三甲医院的配合协调，除了战时人员抽调外，重庆主城片区的公卫救治应急医院之所以选址巴南，就是考虑到这里离市内几大医院距离都很近。
到底是新建医院和现有三甲医院加大协同，还是依托现成的三甲医院建立新发传染病救治中心？不同的路径还取决于现有公卫救治中心的体制改革。
重庆市公卫中心走的是一条院校合作的路子。去年6月，该中心西南大学附属公卫医院挂牌，通过传染病研究中心共建共享，助力西南大学“双一流”建设和重庆市公卫中心“科研创新性型”医院建设。
重庆市公卫救治中心是经历非典后，将临床重庆市传染病医院和重庆市胸科医院整合进来，是三级传染病专科医院。但530张床位和现在三甲医院动辄两三千张床位相比，规模太小。
贵阳市公卫救治中心则走的是传染病防控“医联体”的改革模板。同样是由临床医院整合而成（原贵阳市五院和原贵阳市肺科医院），该中心内设立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贵阳分院、首都医科大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协作医院。借力首科大两家附属医院，双方在预约转诊、双向转诊机制和疑难危重病人转诊的“绿色通道”上打通，还共建医学科、妇产科、重症医学科等临床科室。首科大的附属医院还输出管理和科研合作。
据公开资料显示，贵阳市公卫救治中心的实际开放床位1000张，是目前重庆市公卫救治中心床位的两倍左右。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则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又名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南院，始建于1914年，
该医院虽然床位不足千张，但是WHO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临床研究与培训中心、全国传染病医师进修教育培训基地、妇产科学和传染病学加入复旦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2016年，该临床中心的科技影响力在传染病领域位居全国第三。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公卫临床中心主任兼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说，一些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没有真正像样的公卫临床中心。这一次上海的公卫临床中心在疫情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比如患者救治方面，没有打扰上海市中心的任何一家大型三级综合性医院，所有患者基本96%都收在临床中心里。
由于历史条件和经济欠发达，西部的公卫救治中心在投入上相比东部尚有不小的差距。如何强化公卫中心的救治能力？是加强自身临床硬件能力的同时引进人才、抽调人才，还是像任红所说，和大型医院采取合作方式？但不管重庆三甲医院自建传染病重症救治中心，还是重庆市公卫救治中心的应急医院，最终受益的都是人民群众。
(作者：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文静 编辑：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