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状告省级行政机构第一案　日本住友状告陕西质监局

本报记者　何忠平　西安报道

一审败诉后，上海住友农业化学部副经理朱庆表示，虽然要等待29号日本总部是否上诉的决定，但打假工作还会继续。

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首例跨国公司状告中国省级行政机构案，律师石智民说。

2003年6月16日，日本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下文简称住友化工），一纸诉状将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告上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住友集团的旗舰公司，住友化工是世界第七大农药制造商。上世纪80年代，它生产的来福灵农药及其“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电视广告就为中国人所熟知。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为了这场官司，住友光聘请代理律师就花了16万元人民币，而被告省质监局只用了5000元。

2003年9月29日，西安中院一审判决：原告住友败诉。

住友举报

一切源于住友的一次“打假”举报。

2002年4月23日，住友化工的独资子公司上海住友向西安市质监局举报：陕西康泰农资有限公司销售的由山东迈英德化学有限公司2001年加工生产的“灭扫利20％乳油”产品，掺杂了住友不允许的，非住友生产的其他原药，属以假充真、掺杂掺假。

“灭扫利”是住友生产的一种农药杀虫杀螨剂，长期以来住友通过出口灭扫利原药，并委托指定加工厂用此原药加工成“灭扫利20％乳油”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广为流通。

“只要市质监局、住友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我就认罚。”“被举报者”康泰公司总经理康军显得很平静。

在迈英德提供给康泰公司的产品检验报告单上，记者看到被住友举报涉嫌的10个批号产品，迈英德按国家化工行业标准检验，全部“合格”。

一切等待事实说话。2002年4月26日，西安市质监局正式发文委托上海住友对抽样产品进行检验。同时，市质监局又发文委托上海测试中心农药行业测试点对抽样产品进行检验。

令人玩味的是，在上海测试中心最后的检验报告里称：“根据委托方要求，按上海住友提供的分析方法检测。”

住友提供的“分析方法”是什么方法？记者发现，它不是迈英德检验产品所依据的国家化工行业标准，它是住友的B物质检测法。“委托方”不是市质监局，它是上海住友。

市质监局为何委托“举报人”住友、“举报人”委托的上海测试中心来一起检验呢？

用住友委托代理人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孙昶林律师的话说，如果上海测试中心的检验结论与住友的检验结论一样，上海住友就关于样品真伪向市质监局作专门说明。

孙昶林向记者解释，如果真是住友原药，那按B物质检测法检验，结果是原药中只具有特定B物质，而不会含有其他杂质比如P物质。“这是住友拥有的关键知识产权。”

结果是，上海测试中心的检验结论与住友的一样：在被举报涉嫌的10个批号样品检验中，有8个批号是既含有B物质，又含有P物质。仅有2个批号只含有B物质。

2003年1月22日，市质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下发到康泰：涉嫌产品517箱中的410箱是用非住友原药加工的，属以假充真、掺杂掺假。

然而“举报人”住友绝对没有想到，那次看似平常的“打假”举报，两个月后却让陕西省的两级行政机关，对康泰公司最后竟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意见。

接到市质监局的处罚决定后，康军如鲠在喉非常不爽，“为什么住友的打假是打住友的经销商呢？作为‘假货源头’，迈英德为什么没有首当其冲呢？”

康军没有理由再显得平静。因为康泰与迈英德始于1999年的合作，正是拜住友所赐。住友前陕西销售代表高鹤如证明，“曾多次受住友指示，做工作让康泰从迈英德进货”。

而迈英德2003年2月之前一直就是住友的指定加工分装厂。迈英德总经理张伟告诉记者：“那批涉嫌产品，也正是作为住友指点加工分装厂时才卖给康泰的。”

“如果货真有问题，那住友提供给分装厂的标签又是如何管理的？”康军对住友的“举报”非常不理解。对此有同样看法的还有张伟，“住友的行为不能说反常，反正不正常”。

按照张伟认为的“合理做法”，康泰被举报后，住友如果认为迈英德有问题，住友应立即派人去查证核实，同时按照合同规定向迈英德发出预告，“30天后解除合同”。

但住友不但没有发出预告提出解除合同要求，恰恰相反，张伟说，“康泰被举报7个月后，2002年11月27日住友致函迈英德，将合同延续至2003年2月20日正常终止”。

住友的行为令市场各方充斥了诸多想象空间。

今年2月8日，康泰公司向省质监局提出行政复议。康军认为灭扫利的最终生产加工厂是迈英德，对该产品具有检验资格的只能是迈英德，而非住友。

康军这一对住友是否具有检验康泰产品资格的怀疑，让住友的“打假”遭遇了挫折。

3月21日，省质监局撤消了市质监局先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是，迈英德提供给康泰公司的产品检验报告单，显示涉嫌产品按国家化工行业标准检验全部合格。

被告省质监局

康泰之后，现在轮到“举报人”住友如鲠在喉了。

上海住友农业化学部副经理朱庆认为省质监局的行政复议结果不但“侵犯了住友的正当权益”，而且这个结果可能还会“导致其他经销商群起效尤”。

“日本企业大多保守，并不喜欢打官司”，朱庆认为住友“上告”的信心只是基于中国加入WTO后的一些变化。

6月16日，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一举将省质监局告上公堂。

随即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对迈英德的态度，住友为什么那么“暧昧”？

陕西诺邦农业化工有限公司陈小君，现兼任住友陕西销售代表，向记者解释，“正常终止与迈英德的合同，这可能与日本人做事比较相信‘性本善’有关吧”。

实际上，朱庆承认两年前上海住友就已发现迈英德有造假行为，“但一直没采取行动”。

“这个官司是上海住友以境外母公司的名义打的”，至于最后为什么选择与迈英德正常终止合同，朱庆告诉记者，他也无法理解住友总部的真正想法。

然而住友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记者却在住友四川销售经理张忠俊那里找到了答案。

张忠俊说，住友对迈英德的造假没引起足够重视，是因为迈英德当时在国内“一年单灭扫利和来福灵就做到两三百万的销售额，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住友针对康泰公司的“打假”举报，又意义何在？

朱庆毫不掩饰地告诉记者，“杀鸡儆猴，敲山震虎”；孙昶林律师的回答可算是另一种解释，“打假分从源和从流，从流更多是指经销商，我们认为首先应解决从流问题”。

可是，上面的所有解释回答并没有真正摆到台面上来。

在住友向西安中院递交的诉状中，住友认为省质监局的行政复议严重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事实：涉嫌产品属“以假充真、掺杂掺假”与涉嫌产品性能全部合格。

孙昶林向记者解释，这就好比正宗名牌服装与冒牌名牌服装，我们不能因为冒牌名牌服装使用性能合格，就否定其不存在“掺杂掺假、以假充真”的事实。

然而省质监局对此并没正面回答，其委托代理人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石智民律师只是对市质监局的由住友出具的涉嫌产品检验报告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提出了质疑：

上海住友是否具备接受委托鉴定的法定资格？上海测试中心有无认定样品掺杂？

在答案水落石出之前，显然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该用什么标准方法来检验产品真伪？

“从没见过B物质检测指标”的张伟告诉记者，作为合同的技术条款，实际上住友原来向迈英德提供的，就是国家化工行业标准。

“既然住友现在说B物质检测很重要”，张伟不明白在前几年灭扫利产品质量很难保证的条件下，“住友为什么不向已在使用住友商标的指定加工分装厂提供”？

实际上住友不但没有向迈英德提供过B物质检测法，而且住友的该检测法也没有在中国备案。对此，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住友解释是“当时中国没有要求备案”。

“由于是首例跨国公司状告省级行政机构案，法院、省质监局都做了很多外围的工作”，石智民律师认为其实很多工作不必要做，“我只关心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正因为如此，石智民得出结论，住友告错人了。

他的理由是，市质监局作出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是康泰公司，并不是住友。而且住友也不是涉嫌产品生产者或消费者，与被告的行政复议决定行为无法律利害关系。

9月29日，西安中院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上海测试中心“仅提供实测数据”并不能证明涉嫌产品掺杂掺假，同时住友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康泰公司有掺杂掺假行为，“住友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

住友的伤

中国首例跨国公司状告省级行政机构案，第一回合落幕。

其实在法庭上，“很受伤”的住友“讲了很多话”。但从行政诉讼角度讲，石智民认为住友的那些话更多是受合同法、民法、商标法调整，“不在本案被告行政执权范围”。

由“举报”走上打官司的路，住友也有苦衷。

朱庆向记者透露，2001年住友灭扫利的销量较前年下降了近50％。陈小君也向记者证实，陕西省农资公司最好的一年可卖70多吨灭扫利，最后下降到10吨。

拿康泰公司开刀，住友有备而来。陈小君向记者透露，“作为西北最大的灭扫利经销商，康泰公司2001年大概卖了40吨灭扫利成品，2002年卖了30多吨”。

在认定康泰公司销售的产品是“冒牌名牌服装”的前提下，他给记者算了一比账，住友灭扫利成品1吨卖6.5万，“冒牌”的卖价约在3.3万，“1吨利润就得3万多”。

朱庆并不否认住友目前存在的管理问题，“但即使有机可乘，也不能造假啊”。

关于管理中的问题，他还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指定厂家要生产10吨灭扫利，住友一般就要提供与之相对应的标签量，“但在具体操作中，可能会存在误差”。

不过这“误差”也太大了些，不是负数，而是正数。陈小君向记者透露，1994年以前住友提供给陕西省农资公司的不粘胶标签，截至现在库房里还有很多。

四川住友张忠俊也向记者证实，对灭扫利200毫升和80毫升包装的标签，住友控制相对较紧，但在1公斤和500毫升的标签，“存在疏忽，控制较松，有严重漏洞”。

而造成“误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庆告诉记者，“双方合作时，什么都好说”。

除了住友标签的“误差”，因住友对指定加工分装厂的区域划分的管理不善，导致部分加工厂之间价格战、区域窜货，这也带来了部分假货的产生。

“1998年，住友灭扫利的指定加工厂最多达到9家，”张忠俊告诉记者，“因为有些加工厂进货量小、被抽检发现质量问题等原因，目前只剩下了3家。”

成都海宁化工公司是剩下3家中的一家，办公室杨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表示，住友应立即着手解决和指定工厂之间的矛盾，这比现在住友“打假”更为重要。

在住友内外交困的背景下，记者还了解到，最终促成住友西安举报“打假”，开始很有可能与山东迈英德变得“强硬”，不再进口住友的灭扫利原药有关。

在2000年前，住友与迈英德有过一段幸福时光。“用住友的话说，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张伟告诉记者，迈英德甚至还帮助住友打假，“打了好几次”。

2001年住友与迈英德的关系开始恶化。那年住友的人事变动很大，张伟告诉记者，“新生代”开始要求迈英德增加进货量，而且“增加幅度翻一番”。

“比如进口来福灵原药，它要求必须达到10吨，才可继续合作，”而张伟认为这个数量太高，“1吨原药25万元，可加工产品16吨。有一年我进了5吨原药，只卖出3吨。”

在住友要求指定加工分装厂增加原药进货量的背后，还有更多。

记者从部分经销商处得知，住友的灭扫利、来福灵，最近几年的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除了假货横行，主要原因就是出现了灭扫利、来福灵的国产替代品。

“国产替代品的效用可以说与住友的相当，”成都海宁杨主任说，“现在一个省的‘国产灭扫利’销量，可能就要超过住友灭扫利全年在全国的销量。”

在经销商经营“国产灭扫利”也能获利的背景下，张伟告诉记者，2002年一年他1两住友的原药都没进。“2001年的库存还有一些，我们就慢慢消化得了。”

而住友捆绑销售灭扫利、来福灵的政策，也是让张伟不再进口住友原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来福灵是住友最赚钱的一个产品，但在市场上它非常不好走”。

事实总是来势汹汹，刺痛人心。在中国市场沉浮多年的住友，现在不能不急。

一审败诉后，朱庆表示，虽然要等待29号日本总部是否上诉的决定，但打假工作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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