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敏感时期

见习记者　孙雷

北京报道

在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大起大落是引发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在目前重化工业产业投资、信贷巨大的情况下，央行采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来适度收缩货币，对控制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过热的意义不言而喻。

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从2004年4月25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7.5％。其理由是，“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

消息来得并不突然。早在三月底，央行决定从2004年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时，便已经放出风来。

这无疑是对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所作决定的一个即时回应和配合。此次会议在分析了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和走势后一方面提出，“必须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坚决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同时又强调要“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做到松紧适度，不急刹车，不‘一刀切’。”

“现在经济发展确实是处在一个敏感时期。今年的宏观调控我看特别需要注意节奏技巧，既要把提前量打进去，又要把未来的趋势看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博士在评价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时这样说。

无论是央行的举措还是国务院会议的提法，似乎都为接下来灵活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经济发展态势，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投资猛增

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安全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确实是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在中国经济良好的总体态势中，热与冷的论争再度升温。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前2个月，全年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是1994年以来同期增幅最高的。在制造业30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1倍，而钢铁行业投资增长172.6％，建材行业增长137.4％；电解铝行业在建能力仍有310万吨。在房地产投资方面，目前全国有11个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50％，35个大中城市有10个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70％。

在投资迅猛增长的带动下，与投资有关的价格指数也上涨较快。例如，去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5％，房地产价格上涨4.9％，土地交易价格上涨7.8％，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涨4.7％。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在去年上涨8.1％的基础上，今年前2个月同比又上涨15.1％。

去年前三季度贷款累计增加2.7万亿元，比前年同期多增1.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长尤快。到2003年底新增贷款达2.99万亿元，增长21.4％，明显高于正常年份增长水平。而今年前2个月，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同比增长82％，增幅比去年提高17个百分点。

与上述数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中央支持的力度在加强，但无论是就业、农民增收还是农民消费市场等问题，在短期内，都很难有大的起色。一片“过热”声中，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里，有明显的温差。

正是这冷热不均的现状，让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到底是“冷”还是“热”争论不止。“目前中国对宏观经济运行形式的争论是历年来分歧最大最激烈的一次”，在4月10日举办的“2004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上，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徐宏源副主任做出如此评价。

资源链绷紧

投资迅猛增长的连带效应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煤电油运和一些重要原材料的瓶颈制约问题不容忽视。其中，煤炭产量去年达到16.67亿吨，今年前2个月同比增长13.9％，但仍供不应求。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铁路运输满足率只有40％左右。由于电力供应紧张，现在已经有21个省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以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计算的能力利用率已经上升到57％，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大值。

在“2004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北大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指出，现在单位GDP消耗掉的资源太高，不能支持长期发展。例如，去年我国的GDP只占全世界的3.6％，但是消耗的钢材占1／3，水泥占一半，电力消耗是世界平均的5倍，日本的10倍。虽然有些资源可以从国外买，但会加大成本。

徐宏源也认为，我们资源效率的低下，不仅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比印度还低，这就导致了我们高投入低产出。“我们用了比美国还多的钢材消耗量，能源消耗量也接近美国的一半，而我们的GDP只有它的1／8。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徐宏源说。

除此之外，粮食资源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是，1999年以来，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连年减少，到2003年，已经从1998年的17亿亩降为14.9亿亩，是建国以来的最低点。2003年粮食总产量降为8600亿斤，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目前粮食安全状况突出问题是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是粮食库存下降过快过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段应碧分析。

段应碧指出，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粮食供求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形势是不容乐观的。“道理很简单，就是有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根据预测，我们国家的人口到2020年是15亿，2030年达到16亿，高峰期，然后开始下降，按人均800斤计算是12800亿斤粮食，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是10000亿，但是实际上这几年加上乱占耕地等，也就是9600亿，那就是我们还要增加400亿的生产能力，那就难了。”段应碧说。

适度从紧

有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我国的投资率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是34.1％，90年代的平均水平为38.6％。近年来，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趋势更加明显，2003年投资率进一步激增至42.7％。相应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20世纪80年代的26.6％增加到90年代的33％，2001年以来平均在60％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树成教授近期指出，在市场经济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由于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有机构成较高，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都很大，一遇需求变动则具有大规模的、突然的扩张力和收缩力，可能会造成经济波动幅度很大。

在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大起大落是引发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有专家指出，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情况下，支持投资高增长的是信贷资金的增长，这往往引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加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如果投资被证明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又会导致不良贷款增加，影响金融机构的稳定。同时，在政府部门对高通胀或高通胀的苗头无法忍受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又往往导致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双双下滑。

因此，在目前重化工业产业投资、信贷巨大的情况下，央行采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来适度收缩货币，对控制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过热的意义不言而喻。

是冷是热？

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和结构问题上，同时还存在着地方和中央的博弈。投资增长过快的原因之一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2003年上半年，中央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实际下降了7.7％，但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却出现了41.5％的增长。

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就指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和结构在操作上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矛盾。他说：“各个地方政府普遍认为不过热，偏冷，纷纷对中央施压，要求放松银根。中央政府倒很担心过热。通货膨胀严重的话，老百姓有意见，板子打在中央政府身上。如果经济增长乏力，需求受到限制，失业率提高，百姓找的是地方政府。这是责任和利益问题。”

在他看来，怎样才能在利益机制上和政策协调机制上在贯彻政策目标和政策方向时，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协调好，使得政策效应传递下来，是中国改革到现在最大的困难所在。

徐宏源也提出了改变这种情况的重要性。他说：“政府不能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我们目前就是这样，中央叫停却停不下来，投资仍然过热。第一季度中央的投资只增长了12％而地方的投资增长了60％多，就是因为利益所在。所以下一阶段必须要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相关评论见3版）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