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林身后孽债：天一集团索赔4亿

张桂林身后孽债：天一集团索赔4亿

最高人民法院开审民营企业向国有金融机构最大索赔案

本报记者　康庄　成都报道

乱局要得解，最终要靠司法途径，而整个市场秩序的规有法的。

8年被告“熬”成原告

“我战斗了8年，才获得了站在这里陈述委曲的机会，请原谅我的激动！”2006年2月15日，头发花白的蔡文彬站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法庭上，开始了他的起诉。

与蔡文彬过于宏大的嗓门和青筋暴露的额头相比，他的被告———工商银行成都分行广场支行对此早有预料，显得平静而无奈。

蔡文彬是四川民营企业天一集团的董事长。因为1990年代初卷入一场金融乱局，随后又遇到金融机构里个别贪官侵吞图利，蔡和他的公司自1998年起，先后遭遇华融成办多次起诉、上诉、申诉、申请抗诉，天一集团属下的天一大厦也遭遇了数十次重复查封和解封。这幢价值4亿余元的大楼，尽管位于天府广场南侧、成都城市最中心位置，也已经建设封顶，仍无法进行内外装修，烂尾至今。

这次蔡以违约为由向工行成都广场支行开出的索赔数额是22336.74万元。蔡还表示，接下来会对华融成办等的行为索赔，索赔总额将会超过4亿元。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卫清律师向记者表示，这起延续8年、案情复杂的连环案，是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向国有金融机构主张赔偿金额最大的案例。

“天一大厦”卷入金融乱局

1993年12月27日，蔡文彬与工行成都广场支行达成联建协议，在天府广场南侧建设“天一教育大厦”，工行广场支行投资8800万元，享有建成之后天一大厦12000平方米房产。

但天一大厦开工不久，即碰上国家金融整顿，广场支行首笔联建资金1700万元到位之后，投资额度一直未获批准。

工行方面以贷款形式解决投资，天一公司于1995年至1997年间与工行成都市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分四次贷款共计6660万元。

1998年12月30日，工行为应对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平衡及完善其内部财务关系，与天一公司签订了《财产抵偿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约定天一公司以“天一大厦”之中12000平方米，抵偿所欠工行省分行的贷款及利息。其时接任工行成都分行行长的陈泓贵也表示，这仅是“帮助工行平衡内部账目”。

照以上模式，天一公司以上述12000平方米本属工行房产中的800平方米，为工行成都分行下属公司成都金厦物业公司向工行的贷款1200万元签订抵贷协议。

蔡文彬说，虽然有波折，但天一大厦当时已经封顶断水，仅仅进行内外装修即可入住，而天一集团与工行就天一大厦房产分割并无争议。姜长森等工行成都分行时任负责人也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张桂林兴讼

但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张桂林，曾任工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后转任华融成办首任总经理。天一集团与工行之间的《财产抵偿协议书》亦作为工行四川省分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华融成办。

张桂林一眼就看出，这笔在当初金融乱局中的糊涂账，具有多方不规范的漏洞和可乘之机。张桂林在与蔡文彬的私下接触中明确表示，要将蔡氏告到底。

工行四川省分行担心华融成办的诉讼，会引来天一公司对他们的违约追诉和巨额违约金索赔，先后8次正式致函华融成办，说明联建天一大厦的历史缘由，要求华融成办撤诉。

即使在华融成办内部，时任副总经理的罗某亦表示不可起诉，但张桂林立即称“这事你不用管了”，将罗排除在此案决策人之外。

2001年7月，华融成办以6600万债务纠纷为由，向四川省高院起诉天一集团并申请查封了天一大厦，天一大厦由此经历多宗反复查封，正式烂尾。此案华融成办初审胜诉，但2002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了华融成办的诉讼请求。华融成办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被驳回。华融成办还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亦被驳回。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华融成办与天一集团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

旋即，华融成办又于2002年10月以天一集团为工行属下的金厦物业向工行贷款1200万做抵押担保为由，向成都市中院起诉天一集团，被成都市中院裁定驳回；张桂林不服向四川省高院上诉，被四川省高院终审驳回。

然而，张桂林仍然不肯善罢干休。2003年6月24日，张率华融成办与工行四川省分行签订了另一份《协议书》，约定工行方面将这笔“不管是物权还是债权的权利”，均转让给华融成办，并约定保密条款。另签一份《补充协议书》则约定，如因华融成办起诉行为，导致天一集团反诉广场支行联建合同违约等巨额违约金责任，全部由华融成办承担。

对民法有深入研究的钱卫清律师称这是“奇怪的转让”，因为华融作为国家剥离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其运作成本全部来自纳税人的税金，职能仅限于处置金融机构的坏账，并无以承担巨额赔偿责任风险而接受债权的权力。“这当然是违规的。”

嗣后，张隐匿了约定承担责任的《补充协议》，仅出示获权的《协议书》，第三次以同样事由将天一集团告上法庭。

解乱局的法治良方

2005年3月，张氏因非法处置巨额国有资产被四川省公安厅专案组逮捕。据专案组调查，时任华融成办总经理的张氏，将华融成办负责处置的国有资产，当成了自家的菜地，由自己儿子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由女婿成立的拍卖公司进行资产拍卖，自己亲自出马或委托朋友成立的一大把公司则进行低价竞买，然后转手高价售出。

总价值4亿余元的天一大厦，亦成为他的眼中肥肉。蔡文彬说，早在第一次起诉的诉讼阶段，张桂林即迫不急待地把天一大厦以3000万元的超低价，非法变卖给了没有任何资金实力的其代理律师，但由于华融成办败诉未能实现。第三次诉讼过程中，张桂林又以3000万元的超低价签订借款转让协议，把天一大厦卖给四川宜宾的朱德云(张桂林同伙，已被逮捕)。

钱卫清律师评价说，这个案件诉讼标的大，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涉案主体特殊，且一事三诉，备受各界关注。当下正值我国制定《物权法》，因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华融成办诉讼请求之时，这个案例就被中国法院网公布，成为法学界研究的典型案例。

对这一案情错综复杂的索赔案，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当庭宣判。

有专家分析表示，1993年天一集团卷入的金融乱局，正是当时我国市场经济规范秩序缺失的产物。之后，当事各方以《财产抵偿协议书》等方式圆场。但是，这种本身有失规范的做法给了不法分子可趁之机，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非法和无序操作导致了更大的乱局，企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均深陷其间，各方都遭到巨大损失。

乱局要得解，最终要靠司法途径，而整个市场秩序的规范呈现，更有赖法治基础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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