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有好几个猎头问我，要不要跳槽到其他公司去。可一听说我在GSK（葛兰素史克）干过，他们自己就先支支吾吾了。”
“我入职这家公司这么多年，2013年是头一次没有完成任务。”
“我们这行，还能干多久？身边好多人转行了，你说我是不是也要转？”
……
这是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我的医药圈朋友，跟我说过的他们自己的故事。自2013年6月，葛兰素史克（GSK）涉嫌在中国药品销售中行贿之事案发后，中国医药领域的反贿赂，不仅成为行业的最大热点，甚而也成为了整个舆论持续不断的大热点。
我做了个粗略的统计，自2013年7月至12月，短短半年时间里，我和我《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同事，陆陆续续接到了至少8宗关于其他医药企业涉嫌行贿的举报，并做出报道。涉及的企业，既有如GSK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诺华（Novartis）及诺华旗下的爱尔康（Alcon）、礼来（Lilly）、赛诺菲（Sanofi）、达能（Danone）旗下的纽迪希亚（Nutricia），也有国内的医药公司——私企甘李药业、国企上海医药下辖的国风药业，还有一家总部在中国香港的亿腾医药（Eddingpharm）。
所有的这些被报道的企业，在经营业绩上，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当然，也几乎所有的这些涉案企业，在我们与其接触时或者至迟在报道后，都会做内容相似的表态：即本公司一贯秉持严格的道德高标准，对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将就报道涉及的事情，立即展开调查云云。
涉案企业、医院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乃至国家卫计委，也会表态说，要立即调查。甚至，某直辖市的纪委还专门派出高阶官员找到我们，调取了部分原始举报资料。
有趣的是，这些被报道出来的事件，最早的，发生在2013年8月初；迟的，在2013年12月中旬。然而直至此刻，2014年1月11日，我没有见到任何一家公司，以及任何一家卫生行政部门，对外公布过调查的结果。
当然，私下里，我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多少了解了一些后续情况：
有些医院要求凡是开过涉事公司、涉事药品的医生，按一定的标准，乘以处方数，将钱打到医院的账户上——不管这些医生是不是真的收过该药品的回扣。结果是，有些确实没收过这些药品回扣的医生，很是生气，“我没收钱，叫我拿什么来交？”
然后，这些医院的医生，对涉事公司的药品，避之唯恐不及，除非万不得已，不再开出相应的处方。
涉事的医药企业，自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业绩的暂时下滑，即难以避免。GSK的公开财报称，第三季度在中国，处方药和疫苗下滑了61%。另外一家涉事的公司也称，其全年销售额下滑了约10%。
有些医药公司，也解除了事发地部分医药代表、地区经理、大区经理的工作合同。
我的同事，在2014年1月10日的报道上还介绍，根据湖北省公安经侦部门人士提供的情况，在“2013年11月，警方已正式批捕甘李药业驻湖北的7名医药代表，其中包括省级销售经理、区域经理和医院代表。”
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因为在大多数司法实践中，中国司法部门，对于行贿类案件，大多是严惩受贿者——很多受贿者是面临牢狱之灾；而轻处行贿者——很多最后是罚款了事。
惟独在医药行贿案件中，作为涉嫌受贿的一方，医生，被相对较轻地放过了；而涉嫌行贿者，却被严惩。而且，我认为，严格来说，即使医药代表们向医生提供“回扣”或其他利益的事实成立，也更多是属于“单位行贿”的行为。
当然，我也能够稍微解释一点点这种悖谬的原因：本来就医生不足，医生在普遍、长时间地超负荷运作，真把医生们都抓去了，谁来给人看病？
我私下问我的医生朋友们，如果没有了药品回扣、患者红包这些“灰色收入”，医生的实际收入，会下降多少？有的说，可能会有50%；有的，更说，会下降70-80%……
有一份与自己的履历、技能及劳动付出相匹配的“合理收入”，尽管不是“廉洁”的“充要条件”，但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必要条件”。
这可能是放在任何行业，都“皆准”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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