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东莞是一个奇迹。整个珠三角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却是由一系列奇迹组成：深圳模式、东莞模式、南海模式、顺德模式……\n\n东莞模式是其中最速成的一种模式，它是承接香港和台湾出口加工业转移的产物。在人们的一般描述中，东莞模式是这样的：港台资本、设备（附着一些工业技术）+东莞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农民工+香港（后来还包括深圳）进出口通道+欧美日市场（现在是全球市场）。\n\n让我们详解一番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n\n港台制造业成就东莞奇迹\n\n20世纪50-70年代，香港利用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和产业转移趋势，迅速建立了一个以纺织、服装、玩具、钟表、制鞋、五金、塑料、电子等为主的轻工制造业体系，到1986年前后，这个制造业体系在香港本土达到其峰值，创造的总产值达到622亿港元，就业人数近90万人，占香港GDP的比重达到40%。\n\n但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本土出口加工业已是强弩之末，在本土陷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难以为继的困境，恰逢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与香港毗邻的广东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一河之隔的深圳更是主要的经济特区，于是整个80年代香港加工厂纷纷北上深圳，迅速布满了深圳的关内外地区，更有一部分走得更远一些，进入东莞。\n\n1992-1993年前后，深圳决定开始第二次产业转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三来一补”加工业不再持欢迎态度，大量的出口加工厂被驱赶到了与深圳紧邻的东莞。到1999年前后，此一过程基本宣告结束。\n\n香港制造业此一迁移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迁离香港本土时，本身已有部分较高技术含量和强势品牌的制造业留在了香港；再从深圳迁往东莞时，又有一部分高技术含量、高成本承受力的制造业又沉淀在了深圳；直到本世纪初低成本制造业迁出东莞时，仍有相当比例已发展壮大的加工业沉淀在了东莞。因此据统计，1999年香港公司在内地就有5万家工厂，雇用员工500万人，其中七成以上的规模集中在深圳和东莞地区。\n\n台湾的制造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起步，最初为与香港类似的出口加工业，80年代开始，台湾大力发展起来一个电子资讯产业体系，包括资讯工业、家用电器、发电配电机械、电子元件等。在台湾本土这个产业于2001年前后达到峰值，产业总产值达747亿美元，占台湾制造业总产值的31%。\n\n虽然台湾也有另外两大支柱产业：钢铁和石化产业，但电子产业在台湾制造业中显然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虽然台湾内部一直视这个产业为高科技产业，但除了最近10多年建立起来晶圆和面板产业外，台湾电子资讯产业其实大多仍属于加工、装配形式，与香港的出口加工业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台湾本土的电子加工产业，同样面临在岛内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台湾人很聪明地借鉴了香港人的经验，西迁大陆，寻找更低成本的制造业洼地。1998年前后，台湾的桌面电脑组件和电子元器件工厂大举迁往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n\n当然，这个西迁过程同样是个不断发展壮大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到2001-2003年前后，台资的电脑制造产业已从桌面电脑时代开始走向笔记本电脑时代，此时台资笔记本代工业的整机、组件和电子元件工厂则在东莞已经基本装满的情况下，寻找更低的成本洼地，这回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了苏州和昆山。\n\n大量港资和台资加工厂成就了东莞，其中港资工厂为东莞打下了一个制造业基础，并直接启发了台资电子加工业。而香港人建立的东莞-深圳-香港的物流通道，也最方便地为台湾人所使用。这就是东莞成为世界工厂的最初基础，和“东莞通往深圳和香港的公路若塞车，全世界的电脑市场就会涨价”一语的由来。\n\n为什么东莞？\n\n为什么是东莞？而不是中国别的地方别的城市？\n\n从外因来说，可能是以下几个因素导致了东莞的崛起：\n\n其一是：它紧邻香港和深圳。东莞、深圳和香港同属珠三角东岸地区。\n\n强调它紧邻香港，表明它在香港人的视野范围之内，并且在香港集装箱码头的最佳运输半径之内，是香港人除深圳之外最容易考虑的生产地；强调它紧邻深圳，是因为它相对于深圳是一个明显更低的成本洼地，一如珠海成就了中山一样，深圳也成就的东莞。同样的逻辑也证明，是上海成就了苏州和昆山一样。\n\n深圳特区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确保经济特区的成功，最先做的事情是大搞其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建立了最为便捷的货物输香港通道。这些基础设施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为东莞所用，因为它沟通了东莞和香港港口及服务中心。当90年代初深圳成本上升并驱赶三来一补产业时，东莞成为它们的最佳选择：1-2个小时可以到达香港，而成本则远比深圳低得多。\n\n台湾人一定会感谢香港人打造的这一物流通道：香港可通往北美和西欧的远洋集装箱运输航线、以香港为据点的大型轮船公司、香港9个大型集装箱码头（后来香港码头投资公司更在深圳盐田和蛇口半岛兴建了更便宜和更大规模的码头设施）、庞大而有效率的从深圳、东莞运送货柜到香港、深圳的货柜车队、深港之间高效率的通关手段、香港到深圳、东莞四通八达的疏港交通网络。这一切台湾人不费吹灰之力全都可以借用，所以当1998年台湾人大举西进大陆时，它们怎么可能不选择东莞？\n\n当然香港还有一样最为宝贵的，是其所建立的全球贸易网络，这个网络甚至先于香港制造业的勃兴——别忘了香港人在有制造业之前，是以转口贸易为生——当然香港出口加工制造业数倍放大了这个全球贸易网络。当一万多家工厂聚集东莞时，它们可以最为便利地使用这个全球贸易网络，香港接单，东莞生产。再后来，香港人甚至可以承担接单之后的设计、品牌推广和供应链管理功能。台湾人虽然主要以自身在台湾岛内的贸易网络为依据，但也部分地使用香港的贸易网络，至少相当程度上使用香港的供应链管理平台。\n\n其二是：东莞至少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时，具有大量易于整理的可开发用地，而且成本相对于深圳极之低廉。\n\n深圳和香港的土地大部分属于沿海丘陵地，而东莞市域大部分属于东江注入珠江口附近的冲积平原，土地相对平整，整理成本较低。尤其是相对于深圳特区来说，东莞土地成本十分低廉，因深圳大量基础设施均由地方政府投资，土地的沉淀成本较高，而东莞在2000年之以前，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并不多，东莞之所以拥有较为便利的交通，大多是由于东莞在广深之间，所有广州市、深圳市以及广东省投资的广深之间的基础设施，均可为东莞所用。\n\n其三是：由于广州、深圳兴建了与中国内地沟通的大量基础设施，也使得中国内地劳动人口可以很容易地低成本来到东莞。\n\n而且，由于深圳特区在前面20年中，有着严格的二线关检查，而且必须办边防证才能入内，阻挡了大量内地农村人口进入深圳特区，这也导致工厂设在特区内增加了许多有形和无形成本。但是在东莞则没有此一环节，这是许多企业放弃深圳选择东莞的另一原因。\n\n数以百万计的低成本内地农民工涌入东莞，为港台加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水线工人，支撑了东莞的世界工厂地位。\n\n前述三方面原因，使外界解读“东莞模式”时，很容易就可将它归类于外源型经济之列。因为前述香港和台湾的这些制造工厂，大部分仅为生产车间而已，企业的设计、销售和运营环节，并不放在东莞，而是在香港或台湾。大部分的工厂仅为组装车间，原材料或零部件由境外运来，组装成产品后再运出境外。\n\n而且为了躲避税收，以及逃避中国大陆的资本管制（资金不能进自由进出境，外汇控制等），此类台资和港资工厂，大都采用人为抬高原材料和部件价格、压低东莞产成品销售价格（在香港或台湾进行最后产品包装后再抬高价格）的方式，使得东莞的生产环节只能有极低甚至没有利润，将尽可能少的钱留在大陆环节。这种状况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才开始转变，尤其是人民币启动其升值进程之后。\n\n这样导致中国大陆在这种产业分配中，只能赚到两部分钱，一是内地农民工赚到的血汗工钱，一是东莞本地赚到的土地增值（地租和房租）以及低层次生活服务业的收入。\n\n但是我们仍需要感谢香港人或台湾人。因为哪怕这些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都通通不会制造。尤其是对东莞来说，原来纯属完全的农业地区，本地农民种稻谷、植果树或渔业为生，从来没有过哪怕是低层次的工业和商业经验，更遑论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港资、台资工厂的外科手术式植入，至少让东莞人和中国内地农民工，开始受到最基础的工业化训练。\n\n而且，哪怕东莞在整个环节中只是提供了土地和厂房，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也有需要加以肯定之处。这就是可供我们分析的东莞模式的内因：\n\n一，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珠三角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核心地区，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敞开了大门，使得香港和台湾工业资本进入东莞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充分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资的审查政策下放给了各个地级市，使得各个地级市可以因地制宜求发展。而东莞也由此可以制订本市的吸引外资小政策。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东莞市政府针对吸引香港和台湾企业进入，创造了良好的本地政策环境，使得东莞除了成为成本洼地之外，亦同时成为外商投资的政策洼地。\n\n二，东莞市政府同样采取了分权原则，而且一如广东省政府拆细全省的地级市一样，东莞市亦拆细市内的乡镇，使得全市划分成了30余个乡镇，并且简政放权，使各个乡镇、各个村都获得了发展权（说白了就是土地批租权收益权），充分调动了各镇、村、居的招商引资积极性。这最终形成了东莞模式的以下几个最大特点：\n\n1、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遍地开花，大干快上。这使得港台商人前来投资的时间成本、土地成本都降到了最低。这一模式现在已充分显示出了它的各种弊端——诸如，利益分配机制极其零碎和复杂，很难加以调整；土地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却无法加以整合；低级的招商水平，很难吸引欧美的大型跨国公司，产业升级也很难实现；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越业越突显——但在那时效率却奇高，短短的十余年时间，1万多间工厂就布满了东莞的各个乡镇村落，所有交通相对便利的公路沿线，均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区。\n\n2、此种模式使得本地农民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由于土地使用权大部分掌握在镇以下集体手里，本地农民有着极大的话语权，因此他们也收割了级差地租和工厂租赁收益中的绝大部分，使得东莞形成了藏富于民的效应。这一点将会和后面提到的苏州模式或昆山模式形成强烈反差。到现在为止，东莞本地农民基本都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数百亿元的民间游资和价值数千亿元的沉淀财富（工业厂房和自建出租住宅楼），让东莞本地人享受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大好处。\n\n3、此种利益格局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东莞弱势政府的格局，政府的弱势虽然助长了民间丛林化的社会生态，但中国最为普遍的强势政府在东莞却始终基础薄弱，无形中使得东莞成为国内最为市场化的地区之一，市场自由化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计划经济的因素也基本式微。虽然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政府财政力量的增强，东莞也试图加强政府的干预能力，但最终政府将发现，除了在公共服务领域可以有较大的施为空间外，在本应由市场决定的领域，政府能够干预的空间实在有限。这一点与同属珠三角的广州或珠海，以及上海或苏州的强政府模式显然大异其趣。\n\n三，东莞或者说广东本地的地方文化，有利于外资在本地的发展。许多人在研究珠三角发展模式时都会提到广东文化在这方面的巨大优点：广东人务实而且有双赢原则，不会眼红别人赚了多少钱，“有钱大家赚”，你赚你该赚的部分，我拿我该拿的部分，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事实正是如此，港台商人赚了他们该赚的那部分，而东莞人则老老实实地赚了他们该赚的这部分：地租和房租、生活服务业（餐饮、酒店、理发及休闲等等产业）收入。这种文化特色使得港商和台商入驻的文化成本也降到了最低。\n\n东莞模式\n\n“东莞模式”本身无可厚非。每个地方都要寻找自己最为适宜的发展模式，就像顺德模式产生于顺德的乡镇企业土壤中、南海模式产生于南海本地的贸易传统一样，东莞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东莞的自身条件，创造出一个工业化的奇迹，这一点本身我们必须肯定。\n\n因为东莞原本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若非由外科手术式植入，当地至今可能仍处在与广东河源、汕尾类似的贫困之中。而现在这个原本的贫困乡村，每年为国家产出3000多亿的GDP，数百亿的本地财政收入，和数百亿的本地农民收入，还有数百亿的农民工收入。\n\n尽管东莞模式形成了外资主导的、外科手术植入式的、外源型的特点，虽然看上去有一个产业链，但这个产业链仍是逐水草而居的“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当区位条件(包括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优惠政策、市场环境、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容易形成空洞化，因此更象是一种掠夺型工业化，东莞本地付出的代价太大。但是凭良心想一想，赚取第一桶金，付出的代价总是最大，这一点情有可原。\n\n但是我们无法乐观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东莞模式”居然是珠三角看起来最为兴旺的模式。\n\n本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珠三角，“东莞模式”并非主流，真正代表主流的是“顺德模式”，所谓“顺德模式”，其实是在当地经济体的肌体内，自生出来的一种工业化的冲动，这种冲动得到了香港等地资金和管理、技术的支持，并迅速发展壮大，延伸出来了一个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以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为代表的顺德家电产业链，就是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然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东莞模式”大行其道，其势头盖过了顺德、南海等地——最近十年来，在珠三角各个城市中，东莞居然成了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反而顺德模式却陷入了危机——以致于媒体现在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东莞的外资IT制造业竟然就成了代表。\n\n（注：本文成稿于2008年，文中部分数据或未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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