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和286

石一枫

春节假期搭一“摇滚乐爱好者”的车到郊外玩儿，一路上听了上百首歌，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歌曲的年代也跨越了几十年。我们一致的感觉是，老歌未见得比新歌好听，但是往往“玩儿得更深”。就拿崔健来说，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表达的意味与采用的音乐形式，在今天看来竟然也显得极其超前，有些东西几乎可以说是逾越了当下音乐人的想象力。那朋友对这个现象的感慨是：

“一看见乐评里面有‘发展’这俩字儿就想吐——这些年倒退得还少吗？”

这样的看法不免流于偏激，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在文学领域里，所谓的“发展”也常常是一句不走心的套话。或者说，假如我们必须承认文学是在“发展”，那么究竟是文学中哪些要素的发展，也是需要重新界定的。是文学技巧、作家的修养乃至于才华的发展吗？还是作品对时代、人性深邃挖掘的“发展”？似乎都未见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了一套名叫“有价值悦读”小丛书，收录了汪曾祺、贾平凹、铁凝、阿城、严歌苓等一批“老作家”的中短篇代表作，其写作年代大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即中国文学的“爆炸时代”，而重读一下这些“名家旧作”，首先的感觉是替两种人惭愧。第一种人当然是那些以狂傲甚至狂妄为荣的年青一代“码字儿能手”，我很怀疑他们的“粪土当年万户侯”本质上是因为没吃过没见过——就像乍富的穷人堵着大宅门显摆自个儿家刚下了一锅饺子。而第二种需要惭愧的人，或许就是那个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们自己，他们或许仍然勤奋仍然有职业精神仍然闲不住，但已经少有人能拿出和当年水准相仿的新作了。

毫无疑问，《大淖记事》、《棋王》、《对面》这样的小说不仅标榜着一个时代，而且在成为文学写作经典范本、衬托得现如今的小说“越来越没法儿看”的同时，也质疑着文学的“发展观”。作家的眼界、胸怀和写作能力并非像奥运会选手一样“更高更快更强”，每破一次世界纪录都得货真价实地超越前人，文学的演变也不可能像科学技术一样，四核电脑一定强于286。

文学乃至大多数艺术门类都并非按照“更新更好”的线性轨迹一往无前地发展，这其实应该是一个常识，否则如今的人随便谁写篇小说都能气死曹雪芹。然而这样的常识似乎总被忽视，所以图书的腰封上最常出现的也正是“超越”、“开创”和“达到××高度”一类的吹捧性词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文化风气的浮躁和对所谓“繁荣”的过分渴望，同时也来源于现代人的某种思维定势，就是把经济发展乃至与“进化论”的观念理直气壮地生搬硬套到一切领域。而我们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是否能够酝酿、容纳真正的“发展”？这恐怕才是首先考虑的问题。（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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