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篇开始，我们把目光从广东转投向整个中国大陆。
自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大，中央提出“社会建设”的战略命题之后，一个令本人极为激赏的现象是：对此虽然战略性任务但却是全新的课题，中央却并没有急于铺设一个自上而下的成建制的工作体系，没有频频出台全国性的指导性文件，而是允许各个省份、各个城市进行各自的探索，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反而很快形成了“满园春色”的局面。
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仅仅在2007年十七大后，由中央政法委将其“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改组，但这一模式并未向全国逐级推广。本身由政法委来主导社会建设是否是一个正确的路径尚有疑问，因政法系统完全是“维稳”观念主导的工作模式，由“维稳模式”深入化全面化必然将延伸出一个“专政”型的社会管理体系，倘若完全认可这种“延伸”，其结果可能是中国倒退回到40年前的社会管理体制，一切社会创新和社会活力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应该庆幸。
十八大之后，人们已在反思和检讨“维稳模式”的致命缺陷，正在逐渐告别过去的“维稳模式”。没有谁会否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体、一个经济体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问题在于，你是要“活稳定”，还是要“死稳定”？社会稳定而不失创新活力，这是我们应该通往的愿景；“死稳定”是一种“假稳定”，对国家、民族和每一个家庭、个人之生存和发展的伤害极大不说，问题的根本在于，“死稳定”的结果一定是最大的不稳定，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崩溃。这一点郑永年教授在《保卫社会》一书中有过精辟的论述，“维稳模式”本身在制造更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反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创新”，才是通往“活稳定”的唯一正道，才是达到“社会稳定”的正解。这也正是中央从十七大开始推动社会建设的高瞻远瞩之处。
在各地的社会建设工作模式的探索中，虽说也有一些地方，社会建设统筹部门暂寄于政法委的屋檐下，也有是跟政法委合署办公，也有是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社会建设部门的“责任官”，但是所幸的是并未完全按照政法委的工作模式来推动社会建设；虽然在基层的社会建设任务中，“维稳”仍被置于一个关键性部位，某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亦有加强“社会控制”之嫌。但是毕竟更多的地方是在用“改革创新”的方法来求解社会问题，大部分的社会建设部门均挑选了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特质的有想法、有办法的官员来推动工作，不少地方社会建设部门已成为改革派官员的用武之地，其气象颇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体改委”现象。这足以令人欣慰并寄予期待。
给予地方“百花齐放”的制度创新空间，也是一个现实理性的选择。
首先，除了最终需要“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之外，大部分的社会建设任务，属于纯粹的“地方事务”，本就应该地方政府自主治理，不必中央过分干预；其次，中国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差异性很大，中央政府很难出台“整齐划一”的政策或要求，放手给地方作个性化的创新是明智的。
国内地方政府的工作模式，最习惯于借鉴其它地区的经验。倘若某地作了某种探索，形成某种“模式”，全国各地的考察团就会纷至沓来。这种工作方式有利有弊，弊端是很多考察团过于走形式，不注重实质，考察和接待均消耗太多的财政资源；但益处是，每一个考察团中，总有一部分的人是“明白人”，知道关节所在，考察调研过程中，能够提出“真问题”，触发“思想碰撞”， 发现和取回“真经”。可以说，考察团中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明白人，也就不虚此行了。
事实上，大部分社会建设部门的专责官员，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研究异地经验，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政治生态、社会结构特点、本部门的人财物权力状态等）活学活用，改进自己的实施方案。而正是这种考察交流，有效地推动了各地的一些社会建设改革计划。
部分热心于社会建设的省市和一些智库机构，则于2011年创设了一个联席论坛：“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年会”，各省市轮流做东，2013年在珠海举行，明年则在贵阳举办。这个论坛虽然形式上太过官方化，发言多是照本宣科，但是会下的餐间讨论、串门神侃，则具实质性的技术性探讨，对各地交流起重要作用。在没有中央主管部门牵头的情形下，各省市以伙伴关系的形式召开年会进行业务探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创新，值得称赞。（编辑 马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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