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头号品牌，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一直深深地印在几代人的脑海中。
希望工程成立于1989年3月，当时教育“普九”达标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希望工程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
截至2012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募集捐款87.3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青基会筹集善款31亿元人民币，共建设希望小学18002所。
在希望工程20周年之际公布的《希望工程20年评估报告》对这一项目评价道：“她不仅以实际行动为促进青少年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做出了贡献，还树立了国内民间非营利组织成长的典范，推动了我国公益事业的长足进步。”
积20多年之功，希望工程给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而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工程自身也在不断求变。
希望工程：从“起点公平”到“过程公平”
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两免一补”政策，基本消除了“交不起学费”的现象。至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均享受到了“两免一补”的政策。
上学可以免费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农村家庭的孩子如果不能接受有质量的教育，仍然会在之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名校，农村生源的学生数量近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贫困家庭为了接受教育而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如果孩子没有因为教育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家庭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加贫困，甚至产生“教育致贫”的现象。“教育无用论”一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
因此，教育的公平不应该仅包括“起点公平”——每个孩子都有机会上学，还应该包括“过程公平”——每个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希望小学的建设，的确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起点公平，但在推动教育的过程公平方面还做得不够。正是因为如此，从2005年开始，中国青基会从两方面对希望工程的项目内容进行完善。
首先，希望工程的关注阶段，从单纯的义务教育阶段，拓展到了高中、大学和职业教育阶段，力图实现“全学段教育”的覆盖。希望工程最初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主，后来发现，农村家庭的“因学致贫”主要是从高中阶段开始的。通过这种教育阶段的拓展，希望工程在农村贫困家庭学生最需要帮助的高中和大学阶段，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希望工程的项目内容，从单纯的“救助”模式，发展成了“救助——资助——发展”的立体模式。希望工程的既往项目以救助为主，例如：援建希望小学、救助失学儿童等。新项目模式下，希望工程除了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还在图书室、电脑室等优质教育资源方面进行投入，“音、体、美、阅读”等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以及校长、教师培训；“学生资助”也从单纯的给予助学金，向提升学生能力转变，推出了“希望工程激励行动”等一系列提升受助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类项目。
“‘受助——自助——助人’三位一体，这是我们公益项目目标的层次。”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说。在中国青基会的官网上，这些不同层次的项目被非常清晰地排列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的教育公平支持体系。
企业伙伴：推动转型的主要力量
在整个希望工程项目的开展过程中，企业始终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于希望工程的转型，企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为止近90亿元的捐款中，有近85%是企业捐赠的。”涂猛说：“企业对希望工程的意义不仅仅是捐赠，更推动了项目的多元化。”
可口可乐公司和中国青基会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第一家捐建希望小学的跨国公司，可口可乐与青基会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93年。在捐建希望小学之后，可口可乐发现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尤其是教师素质亟待提升。于是，当1995年中国青基会最早在上海举办全国希望小学教师培训中心时，可口可乐就与青基会合作，推动教师素质培训。到目前为止，该培训中心已经培训乡村老师数万余人。
宝洁公司与中国青基会的合作也很有代表性。截至2013年10月，宝洁公司共向希望工程捐款7600余万元人民币，带动了地方政府1.42亿元的投入，在中国28个省（区、市）捐建了207所宝洁希望小学；除了在基础硬件方面的投入，宝洁公司还在音、体、美等素质教育的课程研发方面，与中国青基会开展了诸多的创新性探索。
宝洁公司与中国青基会的下一步合作重点，将是进一步完善已建成的两百多所小学的生活设施，例如：学生宿舍、厨房等，并继续组织小学校长、教师培训，特别是音乐、体育和美术教师的培训，提升素质教育质量。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城镇化建设将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将是难点，宝洁公司和中国青基会也将尝试依托这些分散在全国的希望小学，建设服务新农村的社区文化中心。
公益市场：从“公益寡头”到“自由市场”
希望工程的转型，不仅是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为了适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公益市场。
在公众的视线里，希望工程近些年来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名”了。“这是一个好现象，”涂猛说：“这说明公益市场开始繁荣了。”2004年以前，由于基金会的成立条件较为苛刻，整个公益市场基本上被少数的基金会垄断，在那个“公益寡头”的年代，很容易成就希望工程这样的品牌；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新的基金会如雨后春笋，公益市场开始繁荣，越来越多的公益品牌开始涌现。捐赠人也开始有更多的选择——很多企业和个人甚至选择成立自己的基金会，直接运作公益项目。
虽说“公益寡头”的状况已经不再，但希望工程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以前我们名气很大的时候，可能一年也就五六千万元的捐赠收入，2013年我们的捐赠收入将近4.78亿元，”涂猛说：“公益市场的繁荣是个特别好的现象，希望工程也一直在快速成长。”
希望工程在激烈竞争中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多方面因素。虽然基金会的数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长，但社会捐赠的增长更为迅猛：民政部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全国各类基金会共接收捐赠40.5亿元，至2012年短短的5年时间，这一数字就增长了6倍多，达到了305.7亿元。其次，希望工程在“公益寡头”阶段积累了大量的企业合作伙伴，并常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不仅是希望工程的固定捐赠者，更推动了项目的不断完善。依托团委系统和全国各地方青基会，中国青基会有着非常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执行力，项目的执行效率高，这些都是捐赠方非常看重的要素。
希望工程变得更加“富有”，这意味着它有更好的条件，同时也有更大的责任去做好项目转型的后续工作。
民间公益：不是补漏，而是引领
有人认为，相对于政府职能，民间公益只是“查缺补漏”的角色，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民间公益项目具有灵活、专业的优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比政府部门更能敏锐地发现并及时应对新生的、多样的社会需求。一个很好的模式是：由民间公益项目探索前沿的项目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带动政府投入，当运作模式成熟后，交由政府持续开展，固化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希望工程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这一模式的现实案例。希望工程刚推出的时候，学生资助和学校建设还是政府投入相对较少的领域；随后政府推出的“两免一补”政策，不应该看作是政府在抢占民间公益活动的空间，而应视为民间公益引领政府行为的成果。希望工程转型的本质，其实就是将已经探索成熟的工作（教育的起点公平）交由政府全面开展，然后自己再转投到新的领域（教育的过程公平），继续前沿的探索，并继续引领政策导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希望工程不是一项“新工程”，而是一项“创新工程”，是一项需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和丰富的系统工程——这既是希望工程的光荣，也是它的挑战。（编辑 张述冠）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