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是唐振明的头等大事。装修工唐振明在北京打工十几年，现在住在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村，这里远离市区，村里住着5000名北京本地人，1万名外来打工者。
唐振明的小女儿今年6岁，来北京3年，现在到了上小学的年龄。5月5日，昌平区各镇政府开始初审非京籍入学儿童的“五证”，唐振明的材料卡壳了。
他在白庙村委会领到一张“五证”清单，结果发现“物是人非”。几年前，他的大儿子“花了1000块买礼物托关系”就进了当地小学借读，但今年，唐振明不仅发现“五证”难办，就是“托关系送礼也没人敢要”。
“是不是有点故意卡人啊？”唐振明不清楚。
“五证”源于北京市教委《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是非京籍适龄儿童在北京市借读的必要手续，包括：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但是，《工作意见》只是笼统规定，各区县可以“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焦头烂额中，唐振明通过朋友打听到朝阳区的“五证”要求比昌平区“松得多”，于是搬家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实，全北京办‘五证’的难度都差不多”，北京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说，他同时担任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协会会长。
“五证”为什么这么难？“听说今年管控外地人，”张歌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管控不能管到孩子身上。”
2014年4月25日北京市昌平全区领导干部工作会上传来消息，未来，昌平区将严控外来人口，尽快将外来人口比例降低到50％以下，甩掉“外来人口比例倒挂区” 的帽子（现状是188万常住人口，其中常住外来人口超过100万，比例达53%）。昌平区区委书记侯君舒表示，今后，昌平区将严控“五证”审批审核。
“五证”的难度
“五证”年年有，今年格外难。5月1日前，各区县的细则纷纷出台，唐振明发现，五证里面有四个，自己办不下来。
最好办的是“老家”出具的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村主任说了，不能让孩子没学上，很快就办好了。”唐振明说。
但这里也藏着陷阱，证明需要填在统一的格式文本上，“那些手写的没用，但那份打印好的格式文书，一些北京的村委会不主动给你。”唐振明说。
这样的“悲剧”去年就曾上演，因为无监护人证明是信笺纸手写，为“补齐”合格证件，一名昌平区非京籍母亲想到了办假证。结果去年8月9日交易当天，她被派出所当场抓获，令人唏嘘。
办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时，“以前只需要打工企业开个证明就可以”，唐振明说。但从2013年开始，昌平区除了要求劳动合同，还要求父母提交截至申请月的连续缴纳4个月以上的北京社保记录，而且“补缴的不算连续缴费”。
唐振明夫妻是装修工，挂靠在北京一家装修公司下面，从没买过社保，这在北京的打工者中不在少数。“公司老板说可以给我们买社保，但要我们自己掏钱”，他说。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分为自缴和企业缴纳部分，但公司说唐振明需要自己承担这两部分，“并且如果我要离开北京回山西老家，我只能取走相当于自缴的那部分”，他说。
“五证”之一的全家户口簿也有麻烦，里面要求适龄儿童“户口簿上年龄与出生证明上年龄应保持一致”。唐振明女儿“出生证明的出生日期是公历，但户口簿上按照我们的风俗登记了农历”。
尴尬的还有暂住证。昌平区的规定“与众不同”，其要求父母暂住证在2013年12月31日以前制发，且在有效期内。北京的暂住证有效期为一年，这意味着，只有2013年5月31日至12月31日这7个月内办了暂住证的，才有资格让子女上学。
唐振明说，他手上有2011、2012和2014年的暂住证，唯独2013年没有去办。
“史上最严格”？
河北人白露在石景山区加工窗帘，前几年白露哥哥的孩子在北京借读时，“拿着暂住证、居委会开的居住证明就办下了借读证，然后去学校报到了”。到了去年，石景山区要求提供户口所在地无人监护证明，今年年后，白露跑了老家好几趟，“办下无人监护证明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才办好借读证”，她说。
但4月28日石景山区出台了新政策，尽管不如昌平区那样“刁难”，白露还是卡了壳，借读证白办了。她拿不出“五证”中的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
白露在石景山租房，按照规定，她需要提供租房合同、房主身份证原件、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是从‘二房东’转租的，房东哪肯轻易把房产证给你？”白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居住证明上，唐振明的处境更难。按照昌平区的规定，租住房屋的还需提供房东的完税证明。按照规定，完税证明需要房主本人身份证、房产证、租房合同俱全才能为租房所得缴纳税收；并且很多房东并不配合办理完税。
另一方面，唐振明租的是白庙村的“楼房”，也就是当地村民自建的“违章建筑”，“在白庙，只有那些建房时间久的平房才有房产证”，唐振明说。
多个区县都规定，对于租住没有房产证农民房的，需要提交村、镇两级的证明材料，“可村委会不给我出证明”，唐振明说。
“外地人在北京上学太苦了。5月中旬就要出考核结果，实在不行我只能全家回老家了”，白露说。
几天前，沈金花去了一趟乡政府，顺便帮几户拿不到房东房产证的打工者解决居住证明，“就是用村委会的证明代替了房产证”，她说。沈金花是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的同心实验学校校长。
“乡政府上不了网，审核是要从乡政府到北京市教委，5月26日才能知道结果”，沈金花说。
“我感觉今年北京随迁子女入学难，可能是史上最严峻的”，相关民间组织工作人员魏佳羽说，这是一家长期关注农民工子女的NGO。
严峻不仅体现在“五证”审核上，“往年招生时间卡得不是特别严，只要是开学前，入学窗口都是敞开的。但今年9月入学的学生，还没到暑假就要录完”，他说。
北京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也告诉记者，“以往入学学生的信息采集是到9月”。而今年信息采集的截止日期是5月31日。
“借读”价绝迹？
办不下“五证”，唐振明开始概叹以前的“好日子”。七八年前他的大儿子在北京借读时，“买了500块钱礼物给一个幼儿园老师，又买了500块钱礼物托那人送给村小学校长，儿子就去那所公立小学借读了”。
后来，“借读”开始明码标价，从两万涨到四万。“村里有所幼儿园，据说与村小学有关系，可以把孩子办进去借读，但今年幼儿园没敢松口代办”，唐振明说。他甚至找到了昌平区公安局一名处长，“都处长这个级别了，还是办不了”。
如果不回老家，白露只能给孩子在河北老家办一个学籍，然后转学到北京的私立学校，“可是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还不知道如何”。
“现在还不确定，从老家转学到北京，审批权是在学校还是在区教委，如果在区教委，还可能不让你转呢”，魏佳羽说。
在唐振明想搬家的朝阳区，尽管看上去“五证”门槛不高，“但还不确定‘五证’审核之后还有哪些要求”，沈金花说。这种担心已经应验，朝阳区两个乡的反馈信息表明，一些随迁子女在“小升初”时，除了需要提交“五证”，还要提交学籍号。
统一学籍号是2013年9月出台的新政策，每名中小学生将实现终身“一人一号”，“这项政策在今年9月将正式实施”，魏佳羽说，“新政策实施后，学生就只能转学，不能重新办理入学”。
这意味着，唐振明、白露们的孩子今年必须有个决断，要么在京成功借读并获得学籍号，要么回老家入学。“往年没有学籍也无所谓”，可一旦9月入了学，“没有学籍是不能转学回老家的”，魏佳羽说。
“一个假设是，一名在北京已读了几年小学的无学籍学生，回到老家后要从一年级办理学籍‘入学’”，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星辉告诉记者。
这已不是危言耸听，“北京有七八万随迁子女学生没有学籍”，张歌真说。
这些学生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他们就读于未获得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个非公开数据是：北京有约130所打工子弟学校，共10万左右学生，其中只有68个校区有办学许可证（包含一证多校址）。
另外，截至2013年底，北京公办小学在校生共78.93万人，其中本市户籍41.97万人，非本市户籍36.96万人。而在非本市户籍小学生中，农村户口学生人数为24.9万人。这些基本上是进城务工随迁子女。
也就是说，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占到了北京市小学生总数的44.22%。“五证”加上统一学籍，意味着也许若干年后，这将近一半的小学生数量将被筛除在入学门槛前。
（文中入学儿童家长为化名）（编辑 衣鹏 张凡 谭翊飞 申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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