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什么？个人如何面对欲望？绝对自由是否能实现绝对的正义与公平？
当所罗门·诺索普挣脱了苦命的帕茨的拥抱，义无反顾地跳上驶往北方的马车时，所有观众都会如释重负。当我们带着看了happy ending的满足感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时，发现了“彩蛋”——片尾字幕提示了我们诺索普真正的结局。回到北方的诺索普，携带了某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以解救千千万万像帕茨一样的黑人同胞为己任：他四处演讲，参与地下铁路运动；但并没有一个英雄从此诞生，历史关于他的最后记载是在加拿大的一次公开演讲——没有人了解他的余生，没人知道他魂归何处。
假设他活着，并继续战斗，也许参加了联盟军，打到了南方。但“被解放”的南方，真的没有奴隶了吗？《换个名字作奴隶：南北战争到二战之间对美国黑人的重新奴役》（Slavery by Another Name: The Re-Enslavement of Black Americans from the Civil War to World War II?）是美国作家Douglas A. Blackmon2008年的一部纪实性作品，成为当年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之一，2009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2011年被PBS拍摄成纪录片。原著和电影都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南北战争后，黑人继续被掠被囚禁被奴役，只不过这次主人不是种植园主，而是钢铁公司。
就算诺索普活过了国内战争，也没有被再次卖到钢铁公司为奴，他应该也没有自由而言。虽然从血统而言，诺索普的母亲是黑白混血；妻子也是黑白印第安人混血，但他们的孩子还是会被依据“一滴血”原则（One drop principle）被划为黑人，并遭受 “黑人隔离法”（Jim Chow）的歧视。如果他反抗甚至领导针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示威，或许会像马克西姆·X和马丁·路德·金一样被暗杀。
或者伊莱扎，如果她成为他主人的妻子，像肖夫人，命运会不同吗？未必，肖夫人永远有沦为伊莱扎的可能。或者伊莱扎美丽的女儿，被卖给血统高贵的英国白人，被当作大家闺秀养大，但与白人青年的爱情却遭到强大的阻挠与破坏，为了捍卫爱情，宣扬反奴隶制，直接影响了英国结束奴隶制的进程。这是Dido Elizabeth Belle的故事，最近美国正在上映的《贝莉》（Belle）这部电影就是建立在这一故事基础上。
但没有奴隶制的英国，自由平等了吗？12岁的苏丹Nubar山中一个酋长的女儿Mende Nazer被军队从部落掠走，卖到首都，又从首都被送到伦敦，被囚禁在一个外交官家中做家奴。这是2010年电影《我是奴隶》根据Mende Nazer回忆录讲述的故事，电影揭示了在今天的英国大约有五千“奴隶”工存在的事实。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奴役与歧视还在不断地变体/重生，种种奴役以“隐形”的方式继续猖行。
就算奴隶获得了解放，也获得了民主权利，制度保证了各种族平等，是否天下太平？回头看看2005年拉斯·冯提尔“美国三部曲”之一的《曼德勒》（Manderlay），充满理想主义与平权思想的白人女子格蕾丝来到曼德勒庄园，解放了黑奴，但接下来上演的是，争权夺利，赌博，背叛，最终不仅黑人们呼唤格蕾丝再次当他们的主人，格蕾丝也无奈地像奴隶主一样举起了鞭子。这部电影对个人主义的摧毁是爆炸式的，同时也再次提出永恒的问题：自由是什么？个人如何面对欲望？绝对自由是否能实现绝对的正义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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