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北欧小国,却是文学大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特林堡作为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瑞典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
瑞典,北欧小国,却是文学大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特林堡作为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瑞典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像最耀眼的明星划过瑞典乃至世界文坛。但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似乎又很遥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5卷本《斯特林堡文集》囊括了他最重要的作品,成为我们阅读和理解这位大师的一次最好契机。
斯特林堡是个非常奇怪的人,他对女性有种特别的“恨”。而他的这种“恨”其实是缘于他的爱。1875年,当他第一次和迷人的西莉·冯·埃森男爵夫人见面时,后者还没有离婚,他狂热地爱上了她,为她写下了许多肉麻的情书,常常一封情书就洋洋洒洒近万言。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就是感叹号,似乎不用这种表示激烈感情的标点,他就无法准确说明内心的爱意。正是这位男爵夫人彻底改变了斯特林堡的两性观。1884年,斯特林堡因《结婚I》中攻击最后的晚餐的内容而遭到起诉,虽然最后法院宣布他无罪,但他脆弱的神经经不住折腾,经济上的困境也让他捉襟见肘,他和埃森经常吵架,他无法忍受自己所爱的人、那“有着最纯真的心灵、最高贵的品德、最细腻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思想”的女性如今成了成天絮絮叨叨,和他大吵小吵天天有的“泼妇”,两人经常为了一些琐事,闹得不可开交。他心中的美神破灭了。
他愤怒着,把对女性的仇恨一股脑抛射在他的文字之中。创作于1887年的悲剧《父亲》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男女之间的孰优孰劣,谁高谁低的问题,一看就知道这是斯特林堡含沙射影的赌气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劳拉被描写成了男性永恒的对立面,她是妻子,但更像是男性的天敌。她和丈夫之间与其说是靠爱情在维系着家庭,不如说其中充斥着“头脑的战争”。
这和结婚之前写《奥洛夫老师》时的情景完全不同。在《奥》剧中,与奥洛夫老师唱对台戏的女性是他的母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把宗教改革视作洪水猛兽,差一点和他儿子划清界限,她临死的时候要做弥撒,也不要自己的儿子,情愿叫两个小人来为自己送行。在这里,母亲代表的是一种腐朽的旧势力。另一位女性形象就很正面,克里斯蒂娜,这位红颜知己般的女性一直坚定地站在奥洛夫老师的身旁,给他以支持。同时,她的智力水平似乎也没法和奥洛夫老师相提并论,有一段写到奥洛夫给她读哲学著作,结果克里斯蒂娜只好甘拜下风,当为明证。
第二次婚姻危机后,斯特林堡与女性的恩恩怨怨在达到了高潮。她的第二任妻子弗丽达·乌尔并不能挽救他的婚姻,相反,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最终仍不可收拾。1895年,他开始精神错乱,怀疑他的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来杀他,只好处处躲藏。这次精神错乱一定使他产生了种种奇异的幻觉,才使他后期的戏剧创作呈现出某种反理性的特征。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他有了创作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悲剧性的婚姻塑造了斯特林堡的戏剧品格,使他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毫不顾忌现实与道德的陈见。1901年,他和挪威女演员哈里叶特·鲍塞订婚了,本来这是件好事,但因为有前两次婚姻的挫折,斯特林堡对婚姻没有信心,他经常发火,责骂妻子。他的名作《一出梦的戏剧》就是在这一婚姻噩梦下的产物,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多次试图自杀,所以剧作在一层梦境般的薄纱下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斯特林堡对女性的仇恨在现代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理喻,但我们如果反过来设想一下,一个并不看重爱情的人会不会做出这种种极端的举动?斯特林堡的行为举止不同于常人,恰恰是因为他陷入太深,应了香港人的一句俗话:爱你爱到杀死你。(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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