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8日中午，美国作家何伟现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时，这个位于三楼的可容纳几百人的剧场里已座无虚席，不少人席地而坐。而一些因为晚到了半小时左右而无法入场的观众，还在门口积极争取中。何伟的新书《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以下简称《奇石》）今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何伟在2000年到2012年间写就的24个故事，其中16...
2014年9月8日中午，美国作家何伟现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时，这个位于三楼的可容纳几百人的剧场里已座无虚席，不少人席地而坐。而一些因为晚到了半小时左右而无法入场的观众，还在门口积极争取中。
何伟的新书《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以下简称《奇石》）今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何伟在2000年到2012年间写就的24个故事，其中16篇有关中国，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尼泊尔、美国西部地区和埃及的报道。
此前的3天，何伟由埃及来到中国，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主办方举办的一些新书签售与演讲等活动。在上海的几场座谈上，何伟基本以中文发言，他微微斜着身体，倾听着每个提问，这姿态生动诠释了“竖起耳朵”这一词语。而一位长头发长裙的年轻翻译姑娘会在一旁给他提供必要的协助，次数不少。他的语速挺快的，有挺多的卷舌音。他有一个标志性的高鼻子。他看上去有些疲倦。
粉丝
何伟和他的一位美国友人走进河北省境内一家贩卖奇石和玉雕的小店时，一座玉雕帆船在他们身后应声落地，店员说，是因为何伟的朋友的“衣服把它扫下来了”，但何伟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事先下好的套”。
他之前就听说过“碰瓷”事件，“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但最后他的朋友还是掏出了50元塞给店员，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何伟和他的朋友发动切诺基离去，一口气开到张家口，才在一处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大口大口喝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
何伟将新书书名定为《奇石》，这是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正由让他印象深刻的“碰瓷”事件写起。在他看来，“奇石”富有某种寓意，“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他说。
负责该书出版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编辑杨铭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何伟的《奇石》首印了5万册，“目前走得还不错。”在杨铭宇看来，这两年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很火，“而人们在谈到非虚构写作的时候，会首先想到何伟，他是一个代表人物。”
何伟擅长记录他所遇见的细节，他笔下的人物是会活动的有温度的。2003年，何伟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重返涪陵，写下《永沉江底》一文，6月7日傍晚7点零8分，他看到一处江边三居室房子的砖头已经被淹没了一半，大人们忙着往上搬家，这家最小的女孩坐在南瓜地里的桌子边静静抄写着课文：“春雨绵绵下，出门看桃花。”
而在9月8日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在何伟演讲结束后，现场提问的人中不乏他的粉丝，有男有女，分布于各个年龄阶层，他们仰起脸庞，不错过台上的这位美国作家的细微动作与神情，他们争分夺秒地描述着他们对于他的各式各样的喜欢，甚至提问有关他笔下的某个具体人物的命运与近况。
这种情况也鲜见于9月7日下午，在上海季风书园的一个小型媒体见面会上，当穿着一件翠绿色格子短袖衬衣、斜背着双肩包的何伟坐在一个玻璃圆桌前准备回答提问时，不乏文字记者神情激动地描述着对于他的各种喜爱与观感。而这天下午，粉丝在之后的签售会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一位27岁的穿着紫色T恤、戴着眼镜的高个儿男生很干脆地说，他对何伟的喜欢恰是他笔底流露的个性，这种喜欢，“一半是人，一半是书。”而一位30岁的四川籍的圆脸的姑娘宋倩为了参加何伟的这个签售会，推掉了节日里的出游安排，她已经推荐了好几个闺蜜去读何伟的几本书，并带着其中两位过来，何伟去过的涪陵，宋倩并未去过，但她感觉，何伟给她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他去掉了中国人的那种场面话，也打破了他们一贯的拘谨。并且，他比四川人还了解四川。”她说。
何伟在写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的时候，他感觉，“可能中国的读者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在过去一般来说，只有外国人会喜欢，而中国人不太喜欢，他们会觉得，这些外国人是有偏见的，是取笑我们的。”
但是他的一些书在中国出版后，他发现看的人很多，对于这一点，他也是“很惊讶的”，“有时候他们（中国读者）告诉我，是因为你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看到其他的角度，外国人看中国（的角度），是他们感兴趣的。”
涪陵
1969年，何伟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偏僻的小镇。“我的我父亲是社会学家，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也是一个很会交流的一个人，他说话、讲故事都特别自然。他的观察力特别强。”何伟说。
何伟的父亲是密苏里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母亲是当地的一位历史学者，母亲的学位论文写的是密苏里的犹太移民。父亲偶尔会带着他们几个孩子参加访谈活动，并对其所约谈的人抱着极大兴趣，在何伟的童年时期，只要父亲和他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比如车站、旅馆大堂，父亲就会随机选中某个人，问他是否在这个人身上观察到了什么，穿着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但在何伟念他初中的时候，他还分不清中国和日本，“我觉得是一样的地方，因为距离我的家特别遥远。”
何伟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之后获得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大三时，他开始上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非虚构写作课，约翰•麦克菲也是美国最著名的非虚构作家之一。
1996年，作为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的志愿者，何伟和另一个美国人亚当去了四川涪陵师范学院当老师，成为当时涪陵这座小城里两个仅有的美国人。在中国，何伟并非一个别致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和平工作团成都总部的人给他取的。相较于他的英文名字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涪陵当地的人们更倾向于称呼他的这个中文名字。
在涪陵的两年间，他一直在观察这座小城市的变化，而他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则在电子邮件中也鼓励他把这些观察记录下来，“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
在涪陵期间，他的妹妹安吉拉给他邮寄了一本旧书，即棒球手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的棒球生涯传记，“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目标——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标……诚然，没有人比我更努力。我心中想的，就是击球”，这位何伟很喜欢的棒球手说。
“在我写完《江城》后，我曾给过20个出版社（书稿），但出版社说，美国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那时他们还没认识到中国有很大的改变。在我读书的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汉语的人很少；而现在在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挺多，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汉语的人就比学习法语的人多。”何伟说。他用4个月就写出了《江城》的初稿，但直到2001年，《江城》才在美国出版。那本书里，他用优美、冷静的文字，让美国人了解到涪陵这个中国小城市的变迁。
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
在何伟看来，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即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可中国是个例外。”
何伟关注普通中国人在经济变革中的变迁，《江城》之后，他完成了《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它们被称为中国纪实三部曲，他也被誉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在西方世界的观察中，中国显得既眩目又迷离。在《可汗的伟大国土：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说，“几世纪来，流行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完全消失过。”在史景迁的笔下，史料中的人物是有喜好的，比如，西班牙籍、脾气暴躁的多明我修会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就觉得，中国豆腐的滋味很不错，“特别是用麻油薄煎之后”。
何伟读过史景迁的《太平天国》，而史景迁对何伟的作品也有过诸多点评，他说，“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以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
“史景迁写的东西特别好，我很喜欢他的这种风格，而且他的这种风格不是跟一般的历史学家一样的。我是在涪陵的时候开始读他的这些书的，我跟他在美国也见了一次，他是我朋友的教授。” 9月7日在上海，何伟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同样很喜欢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为了写《寻路中国》，有一段时间，何伟经常去浙江丽水，“那时候我采访一些工厂，去了很多次，大概每个月去一次，（持续了）两年的时间。每次，那个老板都问我，这篇文章你写完了没有？我都说，我没有写完，还在研究……他们可能以为我是最笨的记者。”
有时针对同一个问题，何伟会问五六次，他根据每次的回答而得到细节，“特别在中国的农村，这一点很重要，你需要跟别人谈很多次。因为中国人是跟美国人不一样的，他们话说得不是很多。美国人就特别爱说话，他们特别喜欢说私人的东西，比如，在美国你碰到一个人，聊了五分钟之后他就会跟你说像他快要结婚了、离婚了之类的私人事情。”
2007年，何伟离开中国后，就没有再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工作过。他和妻子张彤禾（LeslieT. Chang）回到了美国，后来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目前何伟大部分的工作在埃及，他在埃及一边做报道，一边就古埃及考古做调研，“近几个月来我也是采访一些住在埃及的中国人，也准备写一些文章。”
同时，何伟也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目前他已经能够用一些简单的阿拉伯语与当地人交流，“但是我的阿拉伯语不算流利，当谈论到比较复杂的观点时，我也找一些人来翻译。阿拉伯语比较难学，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忙了，也有小孩了；而我在涪陵的时候，我都没有什么事情的，那时候我学汉语就比较快。”
今年，他决定要在埃及买一辆车，因为在开罗，他要经常去南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开罗有一个特别好川菜馆，“所以我是专门买车去吃川菜。“
“不要让自己太舒服了”
这次在上海的一些场合，何伟也说，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记者”。“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文学系，我并没有学过记者这个行业……实际上，我离开涪陵之后，大概在1998年、1999年左右，我也是在美国申请了好多媒体的工作，但是他们都不要我，他们说我没有经验。因为我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跟传统的记者是不一样的，可是也许我要保护这样的一个角度。比如说，我2007年离开中国，也是要保护这样一个角度，因为如果呆得太久了，你就会没有什么新鲜的角度。我在埃及，也是让自己学习新的东西，不要让自己太舒服了。”何伟说。
但期间，何伟每次回到中国，都能感觉到中国的诸多变化。3年前，他回到涪陵去看了被当地政府投资2亿元在水下保护起来的白鹤梁博物馆。他曾担心涪陵港口的这道从古代就开始记录水文变迁的天然巨型砂石石脊，有一天会因三峡大坝的修建而被毁灭，“我那时候也有一些悲伤的感觉，包括有的时候我在涪陵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现在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这有一个方面是好的，有一个方面是不好的。”他说他感受到了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与损失，“我希望以后要保护多一点。”
在何伟看来，之所以7年前要这样离开中国，是因为，“我需要一个balance（平衡），因为我不要一个太远的视角，但有的时候太密切的话，比如在一个地方呆十多年、二十多年，你会太习惯了，可能那时候你认为你是变成一个专家了，你觉得，我什么都懂、什么我都知道，我不要这样子，我要一个新鲜的角度。”
在何伟看来，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角度要灵活。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你不能太舒服，你要有一个新的角度和看法。”
他说他可能会过两三年之后回到中国看看，“看看什么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而他希望再回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新的看法和新的角度。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