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新网报道，9月27日晚，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又有三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审查，其中包括刚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刘振秋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分管医药、电力领域。今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后，刘振秋升任司长，4个月后即被查。这是医药价格监管领域的...
据财新网报道，9月27日晚，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又有三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审查，其中包括刚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
刘振秋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分管医药、电力领域。今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后，刘振秋升任司长，4个月后即被查。
这是医药价格监管领域的又一位落马者。约一周前被查的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曾担任7年医药价格部门管理工作s。
“看病难、看病贵”是新医改着力解决的难题，而药品价格虚高和定价机制问题又被认为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作为医改政策的顶层设计者和医药价格的监管者之一，刘振秋在任时曾多次对药品价格、公立医院改革问题发表评论。
2007年：多数药品价格虚高
2007年6月，时任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的刘振秋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解决药品价格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价格论价格，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本的解决之策。
刘振秋说，多数药品在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下形成了虚高价格，原则上国家发改委将每两年调整一次政府定价范围内的药品价格。1997年以来中国药品总共降价了23次，每次平均大概降了15%-20%。
根据统计数据药品价格降的幅度应该很大，但是舆论普遍反映仍是看病难、看病贵。刘振秋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群众负担的药品费用没有因为价格降低相应下降。
药品费用是由用药数量、用药结构和药品价格三方面因素构成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药品大量应用于临床，这种药品结构的更新换代拉动了药品费用的上升；另外受饮食习惯、环境等因素影响，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少发生的疾病现在成了常见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恶性肿瘤等，这些疾病的发生也导致了治疗费用的上升。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临床用药不合理，比如大处方、开贵重药、滥用药等，这些都是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引发的不合理行为。
二是由于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个人负担比例较大，感到药费负担比较重。因此，要研究健全医疗保障体系，通过社会共济、风险共担来解决群众个人医药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
2010年：药的改革取决于医的改革
2010年，天价芦笋片事件将药品定价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时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价格司药品价格处处长郭剑英共同接受媒体采访。
在采访中，刘振秋对药品价格改革细节没有过多表态。他一直强调的是，药品价格问题是医药卫生体制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现行医疗服务体系补偿机制不改革，仅在药价上动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
刘振秋当时说，针对药价虚高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对于药价不合理的上涨势头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降价之后，由于补偿机制尚未到位，可能又带来了负面问题就是多开药、开贵药，造成药品本身的资源浪费，也给患者造成了负担。
郭剑英也认为，“以药养医”的医药卫生体制形成已久，医院和医生需要药品来养活。医院和医生的名义收入低，主要靠药品销售来获利，药价中多少都存在着这种“养医”的费用。当时要做的，就是要通过改革，把这些必要的但不合法的成本来合法化。
2012年：公立医院改革核心是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2012年，作为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的刘振秋在中国药促会第九届会员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是重点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通过补偿机制来理顺价格机制；第二，建立具有激励效应的法人治理结构；第三，引入竞争，鼓励社会办医。
此时新医改已经进行了三年，进入攻坚阶段，改革最大的难点是公立医院改革。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下手，将不可避免地触及药品生产流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患者等不同领域和群体的切身利益。
破除“以药养医”后怎样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一直到现在都是困扰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问题。目前可行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当地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对医院进行直接补偿；二是向病人收取医师诊疗费，肯定医护人员的知识、经验和劳动价值。
此外，当时刘振秋提出，国务院医改办2012年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强基层：第一是县级卫生医院的改革；第二是解决大病“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第三是药品流通领域。
（编辑：王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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