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非洲打工

2014年10月26日，24岁的陕西安康小伙左攀专门从上海坐高铁去宁波看望了父母。他的父母在宁波打工，而他将去往万里之遥的非洲安哥拉打工。

对于这个遥远的国度，他知之甚少。他从未出过国，甚至连飞机都没有坐过。但论及此行，他的神情有超过同龄人的稳重，“现在这个目标很清晰了。”

还在故乡陕西安康的时候，他每天下午都会去汉江里游泳半个小时，这种逆流而上的重复单调的运动，据说能增强自信心，锻炼体能——这也是他为在遥远的异国工作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左攀是众多试图去非洲闯荡的中国年轻人中的一员。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年初发表的《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非洲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而中国则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2012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达1984.9亿美元，同比增长19.3%，创历史新高。

两个庞大经济体的交往是由千千万万的人员往来所组成。据2012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对媒体披露的数字，在非洲的中国人有100万。

这些在非洲的中国人层次各异，既有石油大亨，也有像即将加入这一群体的左攀这样的农村青年，他们的命运都因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而改变。在一个个过去对中国普通民众来说，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国家，而今却出现了一批批去那边闯荡的人。

左攀去非洲，是缘于他大伯的介绍，他的大伯曾去非洲工作了3年。还有一些人则是通过正规渠道发布的招聘信息。21世纪经济报道通过一些去非洲工作的求职论坛找到了多位将要去或已经去过非洲的年轻人，但这并不是他们找非洲工作的主要途径。对于陌生人的联络，一些人首先会担心会不会是传销组织。这些从事技术工种的年轻人，大多来自农村，学历并不高，外语能力也不强。

他们具有冒险精神，生活状态和梦想却各异。有的刚刚走出校门，有的则已成家立业，夫妻双双闯非洲。还有一些失望而归。对他们而言，最大的驱动力来自薪资的对比，在国内，他们找不到更高薪资条件的岗位。

可是，在非洲的生活，显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大多数并未有长期待在非洲的想法，因此他们很少接近当地人，在长时期远离亲人和熟悉的环境下，生活的枯燥是他们面对的难题。

为什么去非洲？

半年前刚从陕西省安康学院毕业的左攀，学的是食品安全工程专业。去非洲工作，在左攀看来，是他个人的最优选项：首先，国内就业压力比较大，大专学历的他很清楚自己并非国内就业市场中的宠儿。尴尬还在于，他的专业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其次，去非洲，在左攀看来，不仅是为了“开开眼界，锻炼自己”，也是为了积累“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如果在安康当地工作，他的月薪也许只有两三千元。

在今年9月中旬，他曾在求职网站上登记了简历。为示慎重，他甚至附上了一张个人证件照，穿着红白底色的格子衬衣，像青春期努力扮演成熟的孩子那样，表情努力显得严肃而老练。他在求职简历上写到，希望能在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或者是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找到一份会计工作。

就像他出门见人时习惯将衬衣的第一粒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身形瘦削、有些腼腆的左攀并非一个冲动做决定的人。早在大三时，他就在为去非洲工作未雨绸缪。他为此向学校请假，跑到西安去报了一个速成葡萄牙语培训班，缴了2万多元学费，学习了半年的葡语。学习期间，他和其他同学6个人一起租房住。在他就读的那个短期葡语培训班里，15位学员背景各异，但是都有着清晰的学习目的，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去非洲工作而做准备的，这些人最终去的非洲的主要国家是安哥拉，也有两三个最后去了莫桑比克，另外还有几个幸运儿被巴西的企业提前看中，以类似于“定向委培”的方式继续学习葡语，培训结束后便可直接去巴西工作。

左攀明白，他一切都得靠自己。他来自农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已经远赴宁波的一所中学打工，做后勤工作，唯一的妹妹小他2岁，已经在故乡成家。他在大学期间曾打过一年工，在安康的一家公司担任会计工作，那时就做到了能独当一面。

左攀最早想去非洲做翻译工作，但他后来发现，葡语速成班打的语言基础还不够牢。而就在今年十一前夕，他总算解决了他的工作难题。曾在非洲安哥拉工作过3年时间的大伯给他介绍了一份在安哥拉的工作，位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一家规模中等的私营外贸公司需要有专员去整理单据、文书并衔接好海关的报关工作，这类工作人员被简称为“单证员”，年轻、愿意去闯、熟识葡语又考过会计从业资格证的左攀，为最合适的人选。跟公司签了预录合同后，按规定，他的基本工资为每月1300美元，“以后加薪要看个人的能力和表现，但我已经挺满足的了，经验是很难得的”。

近年来，中非关系处于积极的发展势态，人员的往来不断增多。据媒体报道，中国向非洲派出的技术人员也在增多。不过，左攀不是这些公派人员中的一员，他去非洲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些”

28岁的山东德州农村小伙汪凯旋同样在一些去非洲找工作的网站求职论坛上发过贴。在他看来，左攀也许想得过于美好。

早在2011年2月，汪凯旋就从上海出发，搭乘了18个小时的航班，经由多哈转机抵达尼日利亚拉各斯，最终抵达尼日利亚的卡诺。汪凯旋是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上看到关于这家香港企业集团驻非子公司的招聘信息的，工资以美元计。在那以前他已经在山东工作了两年，他只有大专学历。虽然同村的年轻人大多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打工，但他比对了一下工资水平，毫不犹豫地去了非洲。

他在尼日利亚工作了两年， 但他并不熟悉这个国家。他所在的企业的厂区算是一个“小社会”，有厨师、医生在内的诸多工种，并自设了发电厂，以应付当地每天数次的停电。

在汪凯旋的印象中，他的一些同事来了非洲后就基本没出过厂区，这当然也跟工种有关，比如车间主任要负责车间运转，出去的机会就比较少，而工地上的工人则几乎天天都可出去。通常按照公司规定，出去的时候需要跟上级报备，这也是公司为他们的安全问题考虑。但是汪凯旋不必这样做，他每周有一天可以乘坐由公司司机驾驶的车辆，去当地的银行等机构交接公司业务。通常半个小时他们就可抵达卡诺市中心，偶尔在办完公事后，汪凯旋会顺道去卡诺市中心买点生活用品什么的。他已经过了英语四级，英文简单对话没什么问题。

对于当地好玩的地方的印象，他说，“不太清楚……喔，每次开到市中心的时候，你能看见一个大花坛，然后我们的车就会绕着大花坛一圈。”汪凯旋停顿了半天，还是只有对这个大花坛的记忆。事实上，在那块位于西非东南部的土地工作时，他没心情也没时间去休闲玩乐。

在他的记忆中，他常常戴着口罩在街上走，当地很干燥，污染也不轻，遇到一个黄皮肤的亚裔，都足够他兴奋半天的，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但是碰到那种场景，他一定会跟对方点个头，“打个招呼是必须的”。

在尼日利亚，除周末外，汪凯旋每天上班时间是从早晨7点到下午6点半，下班后，他可以看看电视，但当地网速太慢，不足以支持在线视频播放，当地也没有卡拉OK这种中国特色店。厂里的女性尤其女孩非常少，谈个恋爱是相当奢侈的。

他一个人住在一个超过10平米的单间，带独立卫生间，这是公司提供给员工的标准住宿。但是汪凯旋很多时候会觉得精神苦闷，他想来想去，每个月差不多1万元人民币的收入，是他去非洲工作的初衷；另外稍稍安慰他的，是对于一个地方的新鲜感。但是，他强调，那种新鲜感是很难持久的。

“在那里真是跟‘坐牢’似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些。”汪凯旋这样说，不止一遍。“那里”，指的是非洲。跟他一起去非洲的那批同伴，没有人能坚持特别久，大多数人呆上两三年，也就回来了。

此外，那时候他相当一部分的苦闷来自于当时在中国的女朋友，姑娘是汪凯旋的初恋。在非洲呆了半年之后，他请假回了趟山东，因为姑娘的父亲执意让他们分手，理由是女儿等他的时间太长了。那时汪凯旋和女友刚好谈了两年，走到这个关口，他们面临的是，要么结婚，要么分手，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有点起色，还没什么积蓄，在他看来，成立家庭的经济基础还远远不够。那次他呆了两三个月，最后他们还是分了手，接着他独自回到尼日利亚。

离开与回来

与公司的一年半的合同到期后，汪凯旋有了45天的带薪假。2013年2月，他回到了山东，但他最后没再回去。因为家里觉得这是汪凯旋成家立业的黄金时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然后是买房、买车，跟所有的步入安稳期、背负生活重压的年轻人一样。28岁的汪凯旋也意识到，或许这是某种程度上的“公平”，如果没有在非洲期间的积累，他不可能如此快地解决房子、车子问题。然而房贷、车贷都有压力，加上他未来养育小孩还需要一笔开销。汪凯旋的妻子也在一家企业做会计，现在他们商量着两个人都去非洲找工作，辛苦两三年后，或许能会为未来的小孩打个好基础。汪凯旋说，他现在密切关注非洲几个国家的政局状况以及当地对中国人的态度，还有埃博拉病毒相关的消息，疫情随时可能打消他再赴非洲的念头。

另一位来自河南信阳的年轻人何洋，曾在尼日利亚卡拉巴州的一个中国老板的矿场上开了6年的挖掘机，现在在江苏徐州打工。他对在非洲期间每月1.2万元的薪水依然念念不忘。“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去非洲打工。”他对本报记者说。

本报记者所采访的这群年轻人，他们都没有留在非洲长期生活的打算。左攀的一位葡语班的同学去了安哥拉呆了一个月就回来了，原因是在当地太无聊。左攀说他做好了准备，会尽量保持内心平静，“我没有退路的，但回国是必须的，我必须回来。”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的汪凯旋、何洋使用了化名。）（编辑 谭翊飞 张凡 申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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