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的戏剧《四川好人》,具有浓郁的寓言色彩:三位神仙来到人间寻找好人,找不到的话就要将人间毁灭。妓女沈...
布莱希特的戏剧《四川好人》,具有浓郁的寓言色彩:三位神仙来到人间寻找好人,找不到的话就要将人间毁灭。妓女沈黛收留了她们,神仙给了沈黛一笔钱报答她的的好心。沈黛用这笔钱盘了一家烟草店,没想到周围的人纷纷来找她帮忙,要钱要米。善良的沈黛不堪重负,假扮成冷酷的“表哥”来应付大家无止境的贪婪要求……
这个故事有着《圣经》中“罪恶之城”所得玛的影子——人间的道德败坏让上帝觉得他应该毁灭人类。然而,不像《圣经》的警世性质,布莱希特的戏剧更热衷于揭示在这种普遍的道德败坏中,好人的处境及自保的办法。在其戏剧结尾,人类是以“孤立无援”的形象加以呈现的:神仙们找到好人,完成使命,迫不及待地回到天上去了;沈黛必须独自面对自己是一个好人、同时又是一个坏人的困局。
万般无奈,也许只有一条出路:
请你们自己设身处地去想一想,
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好人
去得到一个好的下场。
原剧本以一位演员上台朗读一首收场诗而结束。在孟京辉执导、澳大利亚马尔特豪斯剧院演出的版本中,结尾改成沈黛在众人的围攻之下突然分娩,其所分娩的不是婴孩,而是一块黝黑粗砺的石头。
结尾的这一改动,在我看来,余味无穷。它拓展了原剧中人类被神仙抛弃、必须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孤独而黑暗的主题,又多了一些反躬自身、自我解嘲的意味,譬如,沈黛在发现自己怀孕以后,为了不让孩子过“臭水沟里的生活”,再次化身为冷酷能干的“表哥”——
我要把在这臭水沟里学到的浑身解数,
全都用来保护你,儿子,
对你,我慈祥善良,
对别人,如果必要,
我要成为老虎,野兽。
……
这种舐犊之情一直被人类歌颂并视为理所当然,它也是人类意志与勇气的一种源泉。然而,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它也渐渐成为人类不择手段向上爬、彼此倾轧的一种借口。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例,舐犊之情已经成为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攀比与竞争的驱动器,最终的结果不是为后代造就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一个更加充满紧张与压力的竞争社会。新版本对戏剧结尾的改动,让观众看到有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也许只是一种虚妄,一种自己骗自己的手段。
如果说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有一种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绝望的意味,孟京辉版本的《四川好人》则在这一基础之上,强化了现代性的自我选择问题。毕竟,现代社会更严峻的问题不是温饱问题,而是欲壑难填。
这种道德腐败的传染性,在新版《四川好人》显示为沈黛的邻居们渐渐长出了尾巴,连天上的神仙在离开之前也长出了尾巴。这一细节的象征意味虽然直白,却并不荒诞。
沈黛在布莱希特的剧本与孟京辉的演绎中都是纯洁无辜的好人形象,她的所作所为是为外界所迫的“自保”。布莱希特以充满同情的眼光来刻画沈黛这一天真无辜、“不懂得算计”的人物形象,其目的正是为了反衬利益至上、道德沦丧社会的邪恶与丑陋。人们与沈黛打交道是为了利益,甚至杨山爱上她、与她结婚也是为了利益。根据张黎先生的论文(《〈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该剧初稿写于1930年,原题为《商品与爱情》,在1939年三度创作时改名为《四川好人》。令人吃惊的是布莱希特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描摹在今天仍能唤起观众高度的共鸣。
也许是从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发现了对抗“利益至上”社会的希望与线索,布莱希特在剧本中引用了《庄子·人间世》中的一段话:“宋国有个地方名叫荆氏。那里长着楸树、柏树和桑树。一二柞粗的被人砍去做狗笼的柱子。三四柞粗的被达官贵人砍去做棺材板。七八柞粗的被人砍去做他们豪华别墅的大梁。因此这些树都没有长足年头!生命的中途就横遭锯斧之灾。这是有用带来的痛苦。”“无用之用”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以科学、进步、实现人生价值为立身之本的西方学人,又如何能真正理解并信仰庄子“无用之用”的真谛与精髓呢?布莱希特剧本中对“庄子”的引用只是浅尝辄止,甚至不乏批判的意味:
神祗一: 这么说最没用的人就是最好的人了。
老王: 不,是最幸运的人。最坏的人就是最幸运的人。
就人类短暂的一生来说,时移世易,自我价值与社会潮流也许是永恒的话题;对不同哲学思想的热衷往往是用来寻找、达到平衡的一种工具。从剧本来看,布莱希特并不认为“无用之用”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条出路,他所希望揭示的是好人如何可以“自助助人”,过着尊严的生活;以“收场诗”作为结尾正是希望观众能够看到好人的困局,进行道德感召——布莱希特希望建立的还是一个“自助助人”的社会。
然而,回到人类因欲壑难填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就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而言,“无用之用”才是本质,因为存在才是本质——在无限大与无限小之间。庄子的哲学有很多侧面,但其将人、人生与宇宙时刻相连的特点却值得我们铭记在心。(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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